整体经济运行：目的性、最优化以及不确定性的基础

经济学需要研究些什么？这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是我们重新回到经济学的起点、力图重构这门学科时需要重新加以思考的明显的和尖锐的问题。这是因为，传统的议题要么已经得到了回答（例如“看不见的手”），要么已经被消解了，要么则被边缘化了。例如，运用算法方法的结果之一显然是：价格理论被边缘化了。“价格”不再是那个总是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的那个人，而是会议中相当普通的一分子。只是，这个角色比较活跃，有点儿亢奋，有点儿引人瞩目。它上蹿下跳，把经济拉来拉去。它常常是某种“调整过程”的发起者。一有风吹草动，它要么涨上了天，要么跌下了地。所以，它的表现总是有点儿敏感，有点儿夸张，有点儿过头，也有点儿超前——正所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价格”这个变量的一种性格。价格绝不是那个在会议上老成持重的人物，而是种种“边缘人”中的一个。不采用算法的视角，我们是不能达成这种理论性的认知的。

价格边缘化之后，我们就需要重新寻找其他议题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找到一个“主角”，让它享有价格曾经享有的地位。假如我们继续秉承新古典主义的观念，时间也许可以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像分析价格那样转而把对经济活动的时间的分析重新置于主要的地位；但是，这是不必要的；若果如此，也就成了一种“以怨报怨”式的报复，很难说经济学真正地进步了。这不过是一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不过，另一方面，其他“非价格”的议题的重要性势必会上升，而且可能会迎来大发展的潮流。博弈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在把价格议题搁置一边之后，经济议题可以表现得多么丰富多彩而成果累累。时间议题也是这样。经济文献现在可以将大把的篇幅用来描述，在某个冲击之下，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依次把故事一轮又一轮地讲下去。故事可以不必以均衡（即使是局部均衡或“算法均衡”）为结局，可以结束在讲述者认为妥当的任何地方。这是指次序。另一个子议题是时间的长度。我们可以专门研究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现象的时点与时期长度问题。这对于决策必定是非常有用的。当事人经常会忽略时期长度问题，导致昏庸的决定产生。例如，一个公司可能会没头没脑地在中国市场上大力推广番茄酱，但它并不知道，番茄酱并不是中国人在就餐过程中习惯使用的佐料；即使西餐如今日益普及，其用量的增加也必定是十分缓慢的，而这个速度通常不是单个公司可以等得起的。又如，一国政治法律体制的发育或转轨通常需要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对此做出量化的研究。假如政治家们对此不了解，就很容易发起轻率而具有破坏性的革新行动。一个含有时间维度的理论框架可以提示决策者注意这个问题。即使缺乏相关的定量研究，理论框架本身也会在掌握它的人脑中设置一些“关卡”，从而防止当事人不经思索就做出决策。——传统经济学框架正是这样来误导人的。

事件、次序、时长、结局、展望等通常是一个故事必备的元素，理论性的故事也是这样。这将会突出理论文献的描述性功能，使之显得有点儿像史学或者文学著作。“最优化”在这里将会显得有点儿像是废话。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有道理的。理论性文献中急需增加真实的、生动活泼的、有血有肉的元素。如果理论家不能使用理论性语言连贯地描述现实生活，叙述真实事件，不能在原则上解释组成真实生活的各个主要元素是怎么来的，不能在理论框架中给予它们适当的位置，则何谈其他更高的目标呢？所以，就眼下来说，只要理论能够成功地回返真实世界^[25]，能够解释主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便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这种“回返”显然是由高于古典时代的认识水平所策动的。

当然，科学工作不能止步于此。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确具有琐碎和不规则的性质，以致面面俱到的解释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主意是易变的，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事人容易受到其他当事人的影响，也就没有理由不容易受到学者们的影响。因此，描述性与解释性的工作进行到了一定的程度，进一步细化的必要性就下降了，而建构的、工程的、干预的和建议性工作的意义则会上升。算法式的观点是，社会工程学与社会科学密切地联系着，前者的地位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科学家们构建理论，本身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方式。正因为当事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具有可以改进的余地，社会科学家们才会去发展理论；进而，当事人才有兴趣去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当事人一旦掌握了他们原先并不掌握的理论，他们的决策与行为必然就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必将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包括隐含的、不易观察的和难以尽述的）。这是理论影响现实的一个重要方式。无论理论家们是否喜欢，只要研究成果一发表，某些效应就会不可避免、不可阻止地发生。学者们所建议的行动当事人不一定会采取，而学者们未曾建议的行动当事人却可能积极进行。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www.xing528.com)

然而，无论如何，“最优化”仍然是这一切效应的基础。在自然界面前，人的突出特点之一仍然是其目的性。有了目的性、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最优化努力，当事人才会去往某个“最佳的”地方，不管这个“最佳”是基于当事人自己还是观察者的判断。“不确定性”其实也建立在最优化的基础之上，它的意思是说，对于什么是“最优化”（最优的认识或者最优的决策），有些拿不准。总之，不确定性、主观性、多元性等元素的存在，并不否定正误、好坏、努力、争论、建议与互动的必要性，从而也不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的必要性。这个观点是我们展开第四篇的基础。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描述性、解释性还是建构性的工作，只要基本框架实现了破旧立新，大量新的议题应该是可以期待的。笔者隐隐约约地感到，沿着算法的方向，未来很可能出现很多很新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会大大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征服了世人的想象力，而社会科学却还没有。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令人不满的。这个领域要想取得某些如同信息技术或生命科学那样堪称“奇绝”的成就，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也许我们已经看见一些曙光了。

批判是为了忘却。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卸下包袱，轻装前进，从一种轨道转入另一种轨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