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冲击与保护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就是在某个较发达的经济体之外“平白无故地”再“长出”一个与之类似的经济体来。后者虽然是在某个业已存在的传统经济体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但这种改造却主要源于较发达经济体在其外部的存在，以及妨碍两个经济体进行交流的某些障碍的撤除或减弱。我们必须牢记“发展”议题的这个本质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发展过程必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崩坏、重构、培育、再分工以及平均化的过程。

发展过程也是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因此，发达国家也是需要保护的。根据以上分析，倘若发达国家由相对封闭骤然转向全面开放，也将会引起某些经济流量的中断，其所造成的冲击可能不一定处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技术进步浪潮已经趋于衰减的背景下，当前欧美经济所遭遇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以中国、印度为主体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冲击的结果。这些冲击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正效应，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产生了负效应。当负效应日益显著之时，欧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难免抬头。关于经济增长的同样逻辑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危机。这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一句老话：“爬得越高，摔得越重。”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是怎样打击和掠夺东方国家的，是怎样采取粗暴、短视而自私的政策来扩大而不是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的，现在则到了进程发生逆转、归还历史旧账的时候。类似的进程以相反的方式展开，这是一种对称性，是发展的负效应的一种显现。发展使自己站在了高处，从而处于危险之中。

面对这样的冲击，各个发达经济体所做出的反应各有自己的特点。由于英美系的国家向来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它们的经济结构比较灵活；通过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联系，普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表现。例如，通过把经济重心放在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上，澳大利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于2008 年一举超越了美国。因为欧洲各国对经济的管制普遍比较严格，其经济结构相对僵化，它们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表现则比较被动。一度以扩大出口为重点策略的日本经济，随着中国的崛起，则陷入了长期的萎靡不振；即使对外投资迅速跟进，也未能挽救其颓势。在经济总量于2010 年被中国超越之后，随着日元的大幅度贬值，2014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这里按美元计算）只相当于中国的60%强——如同资产升值是增长的一种方式一样，货币的贬值显然也是一国经济地位下降（以便恢复流量的活跃度）的方式之一。

这种异质性、结构性和动态性的图景，为我们体察经济活动的特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各国经济无疑都是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这些特征不仅来自其地理、历史、人口、资源等方面的特点，当然也离不开移民管制措施。不过，无论如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并未产生单向的“一个跌落，而另一个上升”的零和效应。如上所述，虽然局部性的破坏在发生，而总量上却也都在增长，只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一些而已。这种现象与前几小节所述的国内经济的增长现象是类似的，对它们的解释虽然在细节上难免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也必定是一样的。这种双边而非单边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中的当事人各自可以获得比封闭经济条件下更为丰富的物理与知识材料，进而趋利避害，型构了各自更有效率的经济模式。打个比方：做饭时，只要原材料比原先更加丰富，再加之进程控制得当，炒出来的菜一般总是要更加好吃一些的。而且，比较优势的耗散是需要时间的，不同的比较优势耗散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这个特点，积极地发展那些不易耗散的竞争优势（例如科技、教育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并不需要是绝对的，只要赶在某个优势丧失之前，再抓住新的优势，也就可以继续保持增长了——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在于运动”或者“在动态中生存”的道理。(www.xing528.com)

当今的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开放与封闭之间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固然是“进程管理”所要求的，但它对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仍然是不利的。主要之点是，贸易与投资都相对自由，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却很不自由。由于任何经济结构的弹性都是有限度的（否则结构性问题也就没有重要性可言了），由此造成的经济格局必定是比较畸形的。在这些管制措施的压力之下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或早或晚，又必须为了适应管制措施的改变而继续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试图独善其身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世界经济需要继续朝着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这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趋势。各国政府与各种意识形态也都将不得不顺应这种趋势。

这并不是说我们又转向对自由放任学说的简单附和了。笔者的观点仍然是坚持在目标与进程之间要取得平衡。自由放任学说忽视了进程问题，忽视了开放所可能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显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积极的增长性因素，另一方面研究消极的破坏性因素。具体经济体的具体状况与具体过程则取决于这两类因素相互作用之后的结果。只有积极因素压倒消极因素，才会进入正的循环，增长与发展才会在总体上发生。积极因素持续地压倒消极因素，增长与发展才会连续地发生。这是最佳的结果，是进程与结果的成功的统一。其他的结果则次之。有句著名的口头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可是，倘若道路过于曲折，前途也就不见得是光明的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算法理论帮助我们阐明了这种“不可分割性”，也就帮助我们把发展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融合起来了。

在我们阐明大框架、大原理与基本方法之后，诸如开放与保护、自由与管制之类的争论也就都只是技术性、细节性、程度性与进程性的问题了。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这个层面和这种意义上来进行的，我们平常所探讨的大都只是诸如“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按照怎样的节奏”来进行开放或管制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在具体（从而局部的）环境中的具体利弊来做出相关的判断，这就好比园丁养护花草，或者医生治疗病人。凡事都要有一个“度”，说到底就是这么简单。算法经济学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这种“经济生物学”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