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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国际品质竞争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对发展现象的讨论,可以进一步认识经济体的性质及其变动方式。品质竞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高端产品行业,发达国家的产品售价甚至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低。

经济发展与国际品质竞争

经济体是一种按照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特定方式在时空环境中建造起来的“粘粘之塔”。这种体系把物理对象改造成一定的状态,使之处于一定的位置;使人们的头脑中具有一定的知识,从而可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因此,可以说,特定经济体系的发展水平及其价值正是由其中的各类元素所处的位置及其所采取的姿态给定的,由此形成的“结构”使得经济体或其某个部分可以对有关经济问题或外来冲击做出比较恰当而及时的反应。富裕经济体做出这些反应的能力比较强,而贫穷经济体做出这些反应的能力则比较弱。

“发展”这个术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某个经济体沿着时间序列所发生的积极的结构与数量变化。截至目前,本节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该术语的。“发展”的另一层含义是,一个相对地独立于较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不那么发达的经济体,由于受到前者的影响,以致对前者进行模仿和靠近。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现象的存在再次表明“发展”“进步”“改进”“增长”等概念都是有意义的,人类社会(或多或少地)具有一种“单向进步”的性质,这是不容相对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进行否认的。通过对发展现象的讨论,可以进一步认识经济体的性质及其变动方式。

由于地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分隔,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与风格的经济系统,国家之间曾经处于几乎相互隔绝的状态。然后,随着诸如“地理大发现”之类事件的发生,开始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如今,交通通信条件的巨大进步已经使得这种联系颇为密切了。然而,另一方面,一般说来,国家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如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那么密切,这是因为在国家之间存在着行政上的管制与约束,这导致人口、知识、资源与商品都不能够像国内那样自由地流动。算法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到处都存在着差异与不均匀;国内经济如此,国家之间的差异尤甚。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其差距往往可以达到数十倍之巨。

主流经济学简单地认为,自由贸易投资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照这个看法,各国之间的国境线都应予以撤除,然后,不仅世界经济在总量上会保持增长,而且各国经济都会(严格地)继续保持增长,每个人的处境也都会持续地得到改善。常识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情况绝非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运用算法原理来对此做出一个简要的解释。(www.xing528.com)

假如直接地、简单地撤除国境线,不仅会发生建设性的效应,还会发生破坏性的效应。这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国际交流只是局限于局部领域(例如部分商品的跨国贸易)和有限的程度上,现在则变成全面的了。此前各国经济的格局是在“存在国境线”的前提之下来布局的,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同时适应“不存在国境线”这样一种新情况。这里的核心原因就在于,为了实现经济的流量,必须构建一定状态的存量,而鉴于视野与理性的局限,这种存量是有性格的,它只能包容有限范围内的有限事项。人们不可能建立完美地适应于所有情况与所有变动的存量。这个结论是由“存量”的性质及其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否则,就不会存在“存量”这个概念,也不会有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区分。这就导致了各国先前所拥有的存量与新的流量活动之间将会存在显著的冲突,进而引发比较严重的破坏性效应。

具体来说,富国的从事相对简单工作的产业工人将会迅速地被穷国的求职者夺去饭碗,或者将会被迫接受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富国的从事相对简单产品(与服务)生产的企业也将迅速地被穷国的竞争者夺去收入,从而陷于破产的境地。鉴于创新是不易的,此类简单的同质性竞争也就最容易发生。主流经济学的预测是,富国工资水平的下降将会伴随着物价的下跌,这将阻止富国劳动者真实工资水平的下降;富国企业产品售价的下跌也将伴随着成本的下降,这将阻止它们破产。然而,这种理论是粗糙而僵硬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考虑到时间因素之后,将会发现广泛存在的“进程不匹配”的问题。富国工资水平的下降一般不会与物价的下跌同步发生,因为物价需要经由大量廉价商品的冲击才会下跌,而来自穷国的廉价商品不可能很快进行增产,因为那是需要穷国扩大投资的。照此来分析,首先发生的一定是大规模的以富国为目的地的移民潮以及继之而来的富国原有职工的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富国将出现相对的劳动力过剩。由于物价不能够以相同的幅度显著降低,富国的工薪阶层家庭的现金流将发生枯竭,普通人家将陷于困顿。由于发生得很突然,这一阶层的处境恶化可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因此其不满将会十分严重。主流学者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巨大利益是遥远的,问题主要在于眼前的日子过不去。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将要发生,天下就要大乱了。如果该国的政体是民主的,那么,在大众选票的推动下,已经打开的国门也许就要重新关上了——国门不是平白无故打开的,它必定是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打开的;可以打开,也就可以重新关上。

再来看看穷国的情况。穷国将会发生人口的流失,其工资水平将会上涨。移民至富国的打工者可能会汇回部分收入,拉动商品需求。加上富国资本的流入,穷国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会加剧社会冲突与矛盾,因为并非任何人都会同步地介入到新发生的收入支出流中,例如退休者就无缘介入。原有企业的情况不一定都会好转。它们面临着各类投入品供应紧张及其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其产品不一定畅销不衰。品质竞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来自发达国家的优质商品将会吸引消费者,夺走部分购买力。尤其是在高端产品行业,发达国家的产品售价甚至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低(质量当然也更好)。失去了国境线的保护,穷国的本土制造业反而会部分地陷入困境。核心问题在于企业的成长速度通常比就业与贸易更为缓慢。企业不是各类资本品的简单堆积,而是在人的推动下缓慢成长的。穷国的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学习富国的经验,劳动力大军需要进行培训,各类制度与人际关系网络需要进行发育。这种“发展”绝不限于通常所谓的“经济领域”之内,而是涉及广泛的政治、法律、社会、心理与文化过程。即使具有某些成本优势的支撑,穷国的企业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外国的资本与管理人员固然可以推动这个过程,可是,不同国家的思想、观念、语言与习惯岂是可以在短期之内得以融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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