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案例：增长的过程和性质

增长可以是“亦步亦趋”式的，也可以通过一部分挤压另一部分而实现，还可以采取“创造性毁灭”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方式。只要我们把思想、知识、人的行为以及诸多经济社会现象加以实体化，这些难以尽述的方式在原则上也就都是容易理解的，至少将是“见怪不怪”的。这是因为，在普通物体的变动中，在生物的生长中，以及在其他诸多具体的日常活动中，我们对于这些形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我们所关注的诸种意义上，比较抽象和宏观的经济社会现象与这些具体的物理现象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差别。

下面再以大型工程为例，来说明增长发生的过程及其性质。经济体就好比一座处于不断扩张之中的“粘粘之塔”（参阅图表17 中的游戏b）。各种微观活动在不同的方向上、以不同的力度撕扯着经济体的结构，使其处于幅度不等的、不停息的摇摆之中。在这种动荡中经济体慢慢地变大。由于各种微观活动的规模较小，而数目众多，在相互对冲（既包括同一空间中的“横向对冲”，也包括时间序列中的“纵向对冲”）之后，其对整体结构在单一方向上的冲击力将是比较小的。然而，如果由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发起某项大型的公共工程，该工程投资巨大，耗时漫长，其结果可能就有所不同了。首先，在该项目建设期间，它将争夺原本可以由其他民间投资项目使用的物资与人力，这将产生推动生产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倾向。其次，在该项目建成之前，它不会向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由于它的体量巨大，这就会造成总供给不足，从而使得上述通货膨胀的“倾向”转化为现实。虽然任何建设项目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效应，但大型工程的效应将尤其显著。这将意味着“粘粘之塔”发生了显著的倾斜，甚至具有倾覆之危了。此后的情况取决于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个“大型工程”系指对外战争，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危机，因为，除了最终也许带来和平的国际环境之外，“战争”这项工程通常并不带来任何产品与服务。

在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集权型经济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差别。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它比较紧密地围绕着现有经济体的边缘进行生长。其中每个投资项目的规模都较小，其对现金循环的要求比较迫切。虽然每个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眼光可能不是那么“高瞻远瞩”，但整体经济的增长轨迹势必比较平滑、温和而稳定。与之相反，在集权型经济中，大型工程体现了“高瞻远瞩”的视野，但是，假如这种“视野”是错误的或有害的，则其对整个经济体的危害就会很大。即使它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增长的路径也会相对地不稳定。

另一方面，考虑到知识的局限性及其发展的必要性，无论集权型的经济还是分权型的经济，都难免会发生动荡。因此，经济增长率不仅不可能维持在某个单一的数值上，甚至有可能在少数年份变为负数。市场经济具有众所周知的危机与商业周期，而历史考察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危机和周期则更为显著。沿着某个方向所进行的生长，并不因为追随者众多就得到了完全的保证。某些系列性的投资固然解决了当时的经济问题，但随着各种变动与创新的发生，有可能在整体上被废弃。这种结构性效应有时是小型的，有时却是大型的。大型的“结构崩坏”有可能引起显著的衰退，而某些“大型结构”（例如政府的政策或者社会习俗）的长期存在，同样也会长期地阻碍增长。(www.xing528.com)

另一些“非新古典的”效应包括增长可以是多路径的、“路径依赖”的、以及“以短期的数量损失为代价换取高速的结构成长”，等等。对此我们不再赘述。总之，算法理论为这一切现象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在这些雄辩的论述面前，主流学者们处心积虑地构造出来的所谓“长期单一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大道理论”等概念或学说显得是那么地虚弱和不堪一击，以致我们无须再做出详尽的批驳了。长期以来，主流学者们实际上被一种与“劳动价值论”相类似的守恒观念支配着，即：人们付出了多少（例如劳动），他们也就应该得到多少。这是在自然与客观性面前的一厢情愿和自说自话。这种观念假设知识是自动生成的，或者是自动达到某种“最优水平”的，所以，它的本质是把知识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如果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知识上的创新，则这种“守恒”就不存在，现有的增长文献在总体上就是价值甚微的。根据笔者的粗略考察，即使其中的某些部分确有价值，其意义主要也应转到算法的路线上来重新进行说明。

最后，我们再来说明一种关于增长的“非新古典现象”，这就是存量资产的增值。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各种资产的增值现象表现得尤为鲜明。过去，普通家庭拥有数套房屋，虽然算得上小康，却难以称得上“富裕”。如今则不然。尤其是在各个中心城市中，按照市场价值来进行计算，这些家庭的富裕程度已经令人咋舌了。另一个相关联的现象就是传统产业的价值重估。在一些年份中，某些只是因循守旧地从事普通生意（例如简单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等）的企业突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因为其产品的价格上涨了。这就好比“天上掉下来的钞票”，当事人什么额外的努力也没有付出，而财富找上了门。按照这种高额收益所估量的资产价值（例如偏远地区的景点经营权），自然也就会大幅度上涨。而在另一些情形中，收入流量增长得并不显著，而资产价格却率先大幅度上涨。经济历史表明，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通道中，某些稀缺资产的价格绝不是“涨多少就跌多少”的“零和游戏”，而是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这样的财富似乎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主观认识的反映；它就好像用笔直接在财务报表上添加数字一样，神奇得不可思议。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之内，这种增值可能都不一定完全反映在收入流量的增长之上，但它无疑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发展”。

由此引发的问题困扰着经济思想史。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之类的学说就是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困扰而构想出来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并未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的正是人类经济体系的这种性质的独特性。其次，我们可以尝试以当事人的身份来挑战市场的这种运作方式。如果我们不能设想出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它，那么就需要解释它。而对它进行解释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承认单一的概念、变量、指标和理论一般是不足以完成解释工作的。即使所有的数据与指标“最终”可以归结为单一的指标，时间因素也将在它们之间制造鸿沟。发展的成果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和指标全面地进行评价。经济学家的困境实际上来自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体可以无限度地进行化约，因而一切发展成果都可以转化为收入流量。在这种想法碰壁以后，困惑于是产生了。这种困惑首先不是来自外物，而是认识者自己给自己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