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和发展的负面后果：分散、自由与个体数量的影响

关于增长的问题是纷繁多样的。在本小节，我们再来探讨几个专门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不能完全决定经济活动，但却会影响经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活动。自然环境如此，社会环境也是如此。与经济活动有关的那些社会条件，虽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和沉淀下来的，不是在短时期之内可以发生显著改变的，而人们所关注的经济活动却常常集中在若干年之内，因此，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这些社会条件也就连同自然条件一起，共同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来予以看待。

经济活动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背景所决定的，因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处环境的稳定性，依赖于人们可以对这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进行持续的研究和应对。这些持续的智力活动持续地提高着知识水平，改进着人们应对环境的方式，于是，后期的经济成果就很有可能会高于前期。这种效应的另一种内涵是，由于智力的有限性以及计算速度的局限，人们无法一下子达到智力的顶峰（如果存在某个“顶峰”的话），于是只有一边从事实际经济活动，一边改进着知识，这才展开了一个增长过程。假如人们的智力一下子达到了某个顶峰，也就不存在知识进步的过程了，从而，也就不存在经济增长了（或者说，增长也就失去了“新奇性”）。这就好比不同的自然环境适合于生长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固然未必只适合于生长在特定的环境中，不过，不同环境中的生态系统毕竟是有所不同的。这些生态系统在各自的环境中生长着，变化着，带着各自的特点无休止地演变下去。

这种论点的一个推论是，假如环境不够稳定，甚至变化多端，增长很可能就会中断，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是容易理解的。由于人们从认识环境到开发出应对环境的方法都需要时间过程，针对某个特定的环境，人们好不容易制订了对策，而该环境却变了，变得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则已经制定出来的对策很可能就会失效。要是环境发生变化的幅度很大，速度很快，认识活动就会跟不上，经济社会系统更将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何谈“持续的改进”呢？这种论点的另一个推论是，在一种环境下持续地增长，可能导致人们更加不适应与之差别很大的另一个新环境。这是因为，随着年深月久的演进，内外各方面条件都会日益变得更加适应于已有的环境；与已有的环境越发亲密，与新环境也就越发疏远。这将意味着不仅那些在已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西在新环境下可能变成负担与障碍，而且尚未发展之时的人的“天性”也已经被改造得今非昔比了。所以，增长与发展都会带来风险，它有可能引致大倒退，反而使人类更加不适应新的环境，这是增长与发展的负面后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以及对于种种负面行为的反对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导致增长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尽可能保存已有的发展成果，使得后人与前人的工作首尾相接，从而实现工作成果的持续递进，而不是相互“拆台”，不断地破坏与重建。国家的积极意义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对此我们已经在前文（5.6.3 节）中提到了。国家禁止个人采用武力抢夺他人的财产，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抢夺最终会导致战争，而战争是毁灭性的，它会摧毁已有的发展成果。连已有的成果都被摧毁了，还怎么进行“发展”和“增长”呢？与此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制采取让人们自由协商与自愿合作的规则，这就迫使人们只能采取对他人进行利诱的方式来动员他人。如果能够发现可以同时改善合作各方处境的机会，人们就相互交往；否则，就宁愿各自独立行动，而避免彼此往来。这就避免了暴力争斗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即使要进行“创造性的毁灭”，当事人也将努力确保所创造的东西大于被毁灭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要从“零和”的与“负和”的博弈转向“正和”的博弈。所以，“自由”“自主”“自愿”以及“禁止强制”等规则中天然包含着可以导致增长的因素。(www.xing528.com)

进一步地，现代社会所采取的策略是：假如人们之间存在着冲突与斗争，也应把它限于言论领域之内，应当尽可能使用言论与思想上的斗争来替代武力斗争。这就降低了斗争的级别，减小了斗争的破坏力。相应地，以“文斗”取代“武斗”，这就要求实行言论自由的政策。假如人们不能通过言论来表达不满，武力斗争恐怕也就难以避免了。另一方面，在言论领域，恐吓、侮辱、淫秽与欺诈性的行为也要予以禁止，这必须作为言论自由原则的一些例外来进行处理。因为这些言论也具有破坏性，它会破坏增长的基础。这些禁令迫使人们只能努力去发现真理，去讲真实的、合理的、友善的、有益的、公道的和受欢迎的话。精神与言论领域因此不仅将会有利于物质财富的成长，其本身也将不断发展和发育。

发展体育竞赛是上述逐项安排的一个补充措施。^[21]把“武斗”转化为“文斗”可能会引起人类体质的退化，这个效应是与我们谈论上述第一个问题时所表述的观点相一致的。这也是人们向来所普遍认识到的危险（这种危险尤其被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强调）。因而，作为一项补救措施，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事业在现代社会中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它既满足了人们发泄体力的生理冲动，又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这种策略固然不是完善的，但它毕竟可以或多或少地防止身体的退化。现代人的体质在某些方面优于古人，这个事实更加可以表明：与发展相伴随的退化固然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种效应，也就有可能在另一些方面有所弥补。重要的首先在于，要在理论上指出退化的可能性。

第三个问题是分散、自由与大数目个体的存在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所论述，在此还要予以强调。与集中管制、缺乏自由度的社会相比，存在大数目自由个体的社会比较容易发生小步伐但却相对连续的增长过程；这是因为，后者用小破坏、小崩溃代替了前者所可能发生的大破坏、大崩溃，而小破坏、小崩溃又被同时发生的小型的进步与增长及时地对冲掉了，其结果是总量的增长往往不很显著，但却是连续不断的。这个问题首先关乎增长的序列与形态。人们是喜欢大起大落、“进二退一”式的增长呢，还是喜欢连续的小增长？这是实际当事人以及政策制订者需要进行抉择的。其次，这个问题也关乎“增长是否能够发生”这一问题本身，因为，假如波动的幅度过于剧烈，以致难以挽回地破坏了某种根本性的大结构，也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例如，如果发生了某种巨大的环境灾难，以致地球不再适宜于人类居住，还有什么增长可言呢？所以，进程问题与我们通常所谓的“根本问题”（或者“静态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增长与生存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人们对于经济演进过程的研究和管理，绝不是脱离了核心经济理论的“枝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