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探究现代生产力背后的原因

当我们采取上述视角的时候，与增长有关的大量问题也就产生了，同时，探索这些问题的路径及其答案也就相继地浮现了出来。

增长理论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经济体的较为晚近的生产力为什么会高于较为早期的生产力？这个问题貌似比较容易回答，实则面临着一些难点。增长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因此，要论证增长的发生，就要论证较晚期的资产多于或优于较早期的资产；否则，增长就是没有保证的，即使后期的产出高于前期的产出，也可以视为偶然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和持续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论证，人们在前期消耗的东西少于（或者次于）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而这一点又当如何论证呢？先回到经验世界看一看。产出减去消耗之后，前期留给后期的东西在数量上是否一定是正数呢？先看消费品。观察表明，许多低值易耗的消费品都是“边生产边消费”的，或者是在消费之前不久所生产的。这些商品要么在物理性质上无法进行存储（例如服务），要么其有效期比较短暂。假如储存了较长的时间，它们的使用价值就会显著下降。此外，现期的生产固然服务于后期的消费，但现期的消费却也仰赖于前期的生产；两者相抵之后，现在真正可以遗留给未来的消费品的净额也就微乎其微了。这些情况预示着，就低值易耗的消费品来说，它并不是“遗产”的理想形式。事实上，人们的确很少囤积此类消费品。一般而言，人们既不会囤积它们以便应付未来的日常生活，也不会把它们作为遗产遗留给后代。在全社会范围内，此类消费品总是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不仅不会过多生产，而且还要避免过多生产。

这就来到了一个论点，即：假如前一个时期要留给后一个时期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么，相对而言，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在耐用品、货币或者资本品上。资本品是用来生产消费品的商品，前人把财富投资在资本品上，把资本品作为遗产馈赠给后人；后人虽然未能直接地、无偿地得到消费品，虽然仍然必须为生产消费品付出辛劳，但此时资本品的数量增加了，其与同样数量的劳动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用中国古语来说，这叫做“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这是遗传财富的一种好方法（也是传统的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导致增长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个目标并不总能实现的话，前人可以投资于使用期限超长（以至无穷）的货币。耐用品的性质正好介于货币与低值易耗品之间；除非它能给后人的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否则就不是十分理想的遗产了。

然而，在所有这些资产形态中，却有一类资产，至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十分理想的遗产。这类资产就是知识。知识一经被当事人掌握，就可以无数次地反复进行使用；不仅不会发生损耗，而且还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得到改进。知识很容易进行复制。把知识复制给别人，并不会减少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把知识遗传给后人，也不会减少今人从知识中可以获得的利益。所以，知识就好比通常所谓的“顺水的人情”，是前人可以馈赠给后人的最佳礼物。即使前人不主动这样做，这种遗传在客观上也在所难免。后人所掌握的知识多于前人，一个人后期所掌握的知识也多于前期。只要其所支配的物质财富不减少，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相信，较晚时期的产出将会多于（或优于）较早时期。(www.xing528.com)

知识进步不仅关乎精神世界本身，而且涉及正确地选择投资方向、构造资本组合与生产方案以及购置消费品等上述所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存量知识的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解释是与经验研究的结论相一致的。进一步地，知识的保存、复制和传播技术的进步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论点虽然可能尚未经过仔细的经验检验，但笔者相信它很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经济增长与进步的一个要害就是如何让后人避免重复前人的工作，并且使后人的工作与前人相互衔接。只要后人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不是重新从头再来，我们就可以相信进步的发生。这意味着复制、学习和检视现成知识的花费在原则上是少于重新开发这些知识的代价的。基于常识，我们知道，这个条件在大部分情况下应当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增长与进步也就经常会发生。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好比修改一篇蹩脚的文章不如重写一篇新文章一样，现有的知识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需要我们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弄明白，这就不如放弃传统、重新再来了。由此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痛感，知识变成了负担；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难免绕弯路——而一个刚上路的新手也许从一开始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时，增长停止了，倒退（甚至危机）也许就发生了。

如果说增长的原因在于人类具有爱好储蓄的倾向或者具有珍爱后代的天性，这可能难以令人信服。知识持续进步的前景提供了一种诱惑，使人们有动力多为未来进行打算（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后代），于是，人们就会“爱好”储蓄与投资，就会把增长确立为自觉的行动目标。只有诸如此类的解释才有令人信服之处。这种意图是增长的一个保证。有读者可能会质疑道：旧知识不一定适合于新情况，所以，仅仅从知识的继承与数量增加的角度来论证进步，是不够严谨的。的确如此，我们的分析不能止步于此。“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即使新的环境仍旧由原有的元素组成，其组合方式可能也已经变化了。所以，今天的工作包括着要毁弃已有的知识，还包括着要添加适合于当前问题的新知识。只有所添加的大于（或优于）所毁弃的，进步与增长才会发生。那么，我们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这的确是困难的。在这里，笔者认为，我们或多或少要借用一点新古典的逻辑，这就是：无论“除旧”还是“迎新”，在当事人决意展开他们通过计算而得到的针对当前环境的行动方案之时，他们至少相信，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他们追求增长的目的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去实行它。这种论证方式意味着，要论证增长的发生，就要看我们如何来估计当事人的成功率了。我们可以注意到，把思想作为对象引入经济分析的方法允许当事人采用这样的策略来行事：并非所有的念头和思想都会付诸实施，当事人先构思众多的行动方案，然后只会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最为可靠的方案来实施；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行动遭受失败的危险。假如这样做仍然未能达到追求增长的目标，他们就会变得更加谨慎，就会做出更多的努力来降低失败的发生率，直至增长的序列变得让他们满意为止。

我们需要注意到，增长实际上绝不总是发生的，因此，假如我们采用了什么手段，以致“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必定是我们做了多余的、虚假的和不必要的工作，我们的论证中一定包含着什么错误。论证增长的过程中必须埋下论证危机与倒退的种子，只有这种“合二为一”的理论，才是适当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