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是成功生活的基础：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尽管衡量增长、发展与进步的指标是多样的，是有缺陷、有争议的，但人们却普遍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善的。生活的改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也都是事实。这是经由社会大众每日每时的实践与感受所得出的普遍结论，因而，它不仅是客观的事实，也是作为评价意见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主观事实。

在上一小节论述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再来解释一下这种“主观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也即，人们是如何度量到“增长”现象的。基于生活常识，我们知道了对新商品估价的一些细节。市场上出现了某种新产品，这种产品在功能上可能是全新的，也可能仅仅是对原有产品的局部功能所作的改进。经过试用，消费者可能会赋予其比原有产品更高的估值，于是，按照这种较高估值计算出来的商品的总价值，就比以前增加了。革新也可能仅仅是生产方法上的，它导致同等的投入生产出了更多的商品；按照不变价格来计量，这些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更加容易增加了。这就是说，我们能够衡量到增长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用过去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在，或者将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未来，我们既把不同时点的世界看作相对独立的，又认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在进行这种衡量时，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在看待处于同一时刻的不同空间中的两个对象一样。我们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充分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就好像它们从不同的来源分别地、同时地来到我们眼前一样。我们别无他法，只有硬性地这么做了。这个道理与我们在论述利润问题时所表述的观点是相近的：生产的成本（从而资产价格）一般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进行核算的，而收入是在现行的市场价格下产生的，它们的计量基础既不相同，又被（不经调整地）置于同一个算式之中来进行运算，因此才产生了利润。

这个观点不可以被误会为笔者在把增长的原因单纯地解释为货币与计价的问题。我们是在指出平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实则在理论上很复杂的那些衡量方法与计算方法的微妙之处。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在实际生活中，货币不仅是沟通同一时点上存在于不同空间中的经济活动的工具，它也是沟通不同时点的工具。由于每一个“时刻”都转瞬即逝，不同的“时刻”又紧密相连，人们就不得不这样做。诸如“通货膨胀调整”之类的东西建立在人们首先这样来运用货币尺度的基础之上。这种看似鲁莽的做法实际上处于底层的和优先的地位，而不是相反。由于最近的记忆最为清晰，所以人们一般总是通过把在时间上最为相邻的对象进行比较从而对经济绩效做出估价的，如此一期又一期地、环环相扣地、次第地进行下去。而且，人们一般也总是在一个其中大多数元素都相对不变的环境中来对少数变动的元素进行评价的，这种评价是边际性的。假如某个时刻的世界相对于与其相邻的前一个时期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发行了与原有货币完全不挂钩的新货币，则其经济绩效也就很难进行衡量了，“增长”恐怕也将无从谈起了。

人们把当前所通行的算法直接地、武断地使用于未来；同理，人们也把当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直接地、武断地使用于未来。这不是故意要去冒险；恰恰相反，这是维护发展果实、维护生活的稳定从而争取成功的关键策略。这是解释增长现象的必要基础。换言之，讨论增长与发展，必须从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开始。(www.xing528.com)

“增长”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添加一个增量，所以，发生增长的前提是那个“基础”必须能够持续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必须能够保住已有的发展成果。那么，人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持续地复制和重复已有的生活方式，持续地利用已有的资产，优先地学习和传承已有的知识。说得直白和极端一点，就是要人们守规矩，敬畏传统，对于偏离现行轨道的想法和行为要保持警惕、怀疑甚至限制的态度。换言之，奉行保守主义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延续的一个关键。这是经济理论至今尚未阐明的道理。如果现有生活的失败率太高，动荡很大，人们就会降低人生的奋斗目标，减少对生活的要求，采取“守成”的态度，少做冒险的事情。不能把现成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置于同等的地位上，不能把试验和创新与学习已有的知识置于同等的地位上。这是因为，现成的东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有效，而新的想法却不是这样。新思想要想融入传统或者改造传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试验、再试验以及求诸大数目人口进行交互式试验的过程。从比率上来说，成功的新思想占全部新思想的比率通常是非常低的。这就导致创新成为一项真真正正的牺牲与冒险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创新者的形象通常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大，他们一般也不被冠以“创新者”的头衔，他们只是不那么循规蹈矩而已。“创新者”中包括了反抗者、失败者、边缘人、“不务正业”者以及其他许多名声不那么好的人。“创新”不一定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有时候的确是在“胡闹”。要想保持社会运行的顺利和健康，是不能够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和这些行为之上的。

在一个充斥着“创新”话语的社会中，“维护传统”这个词语似乎有些负面的意味。然而，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全面地观察经济社会生活，就会发现支持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传统”实际上是极为“盛行”的。另类的、新颖的行为与现象毕竟只是少数。虽然我们强调创新活动实际上要比人们感受到的更加宽泛、频繁和丰富，但它们在数量上其实是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的。如果离开了传统，生活将会怎样？这是难以设想的。假如没有创新，生活至少是可以勉强延续的；创新就好比一些佐料，是对旧生活感到厌倦的人们所追求的刺激物——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全面，但它是简练而生动的。

这当然不意味着所有的传统都应该受到尊敬和实行。正是在强大传统力量的衬托下，创新活动才显得弥足珍贵。这是产生“创新”话语的真正基础。创新活动在传统力量的控制、约束和管理之下进行，以便提高成功率，降低破坏性。在有限理性与有限行为能力之下，对传统的质疑、挑战和否弃只能是局部的和边际性的。所以，公允地说，比较健康的社会一定是（也只能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而每个具体社会中的人们所要决定的只是两种行为的比例如何。不同的社会形态、政治理念以及政策主张都只是在这一比例上有所差别而已。主张维护传统的往往难免要付出压制创新的代价，而着重于创新的则要忍受经济社会的动荡，甚至常常不得不回过头去重建传统。大家对于“谋求最大利益”这个目标的估计有所不同。保守派、激进派与极端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进行区分的。这种区分绝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活动中，而且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