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长短处及相似性分析

一些生动的、几乎无可置疑的事例，向我们展示着政府在市场经济秩序形成方面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例如关于度量衡与时钟的统一规定。政府对于度量衡标准的统一管理给社会带来了重要的便利，这是有口皆碑的。这里重点探讨一下时钟。政府需要规定时间长度的度量单位（例如年、月、日、时、分、秒等），也需要规定时点的统一标记方法。例如，今年是公元2014 年，只要采用公元纪年法，任何人就不得擅自把今年标记为公元2015 年或者1000 年；现在是下午3 点，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说现在是2 点或4 点，政府不但要规定这些标准，还要采用标准计时装置公开发布时间信息，不时地宣布和提醒时间的进度。为了便于随时随地进行计时，老百姓们最好也拥有自用的计时装置，不时地将之与官方时间进行校对。这一点在古代时期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如今，尽管各类计时手段已经发展得相当便利，但我们每个人每天仍然难免要抽出一点精力，来打理与时间有关的事务。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计时工具在形成和谐的经济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十分核心的作用。人口大体平均地分布在地球的表面上。只要相互之间的距离稍微遥远一些，彼此也就不能相互看见，不能相互交流。那么，是什么保证各人的相对独立的行为之间是相互匹配的呢？答案就是时间。人们根据事先的约定，先各做自己手头的工作，然后再在某个约定的时间汇聚在一起，进行合作。合作有时候是由人现场指挥的，但这主要限于一个组织的内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计时装置在自动地“指挥”着各类彼此相识或陌生的人们进行合作。例如，大家之所以能够同步地汇聚到某个戏院去看戏，就是因为事先约定了时间，而每个人所采用的计时方式都是相同的。装备汽车所需的几万个零件，分别由不同的厂家在不同地点独立地进行生产，欲使它们在整车装配之际统统汇聚到装备地点，整车厂家只需要在采购合同中载明交货时间就可以了。全社会在标准时间的统一协调之下按照一定的节奏和步伐进行运作，进行工作和休息；想想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司法、国防、基础设施等方面。并且，根据社会的需要与分工情况，政府的角色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古代社会的政府管制大都相当严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松了绑，使之进入了“守夜人”的阶段。然而，后来发现，仅仅“守夜”是不够的，于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逐步为西方国家所采用了。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还担任了一种被称作“父亲主义”的角色，例子之一就是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鉴于个人生存所需的支出必须在时间上均匀地、稳定地进行分布，而人生是漫长的，理性有限的公民个人并不能严格地计划和保障这一点，那么，这个“进程管理”就由国家出面来做。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了公民在生老病死的时候可以得到适当的救济。社会保障的根本道理在于以丰补歉，实质上是公民的相互救济与自我救济。稳定的流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www.xing528.com)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即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呢？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断言政府一般是无能的，而认为市场所做的事情总是好的呢？在科学上，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以往的经济学被意识形态控制着，因此它总是试图去得出绝对化的结论。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些可靠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演绎的方法就推导出诸如“市场值得崇拜”之类的结论，正如我们不可能科学地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可行的”一样。政府、计划与市场都是当事人构思和发展起来的一些策略，它们各有优缺点，哪个也不可能绝对地优于对方。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二元对立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科学工作只是对于现实世界中的某些片段做出说明与解释，在这里，我们的首要目标甚至不是说明政府与市场各自到底优越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于建立起这种一般性、原则性的态度、原理与方法。就目前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政府与市场各自具体的长处与短处只是这种一般态度之下的细节性、技术性问题，其答案可能是因时势而变化的。

有什么办法保证政府的管制一定是恰当的呢？当然没有。这一点正如私人的作为不可能都恰当一样。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众多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它们都是人工作品，都是思想活动的产物，都受当事人知识水平的支配。政府是人们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宏观思考的一个结果；而在微观活动中，人们其实也在进行着规模与范围较小的“宏观思考”。例如，人们搬动一个物体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向后退，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再来审视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作业方式可以施加于该物的“整体”。这种审视不时会获得一些新的发现。较小范围内的审视获得较小的发现，较大范围内的审视获得较大的发现。政府管制则是把国家与社会整体（或者某个相对较大的系统或部分）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审视的结果。在理论上描述这种效应的一个必要途径，就是建立关于有限视野与有限思域的基本框架。相应地，人们同样也在实施着范围大小不等的“公共管理工程”。例如，在上例中，民间的计时装置与计时标准自古就有，各个国家与地区所采用的也各有差异。这些个性化的制度安排至今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只有当人们认为“确有必要”时，才把它上升为正式的国家标准。国家强制力是具有副作用的，但人们在这里却愿意借用它，其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确切性和可靠性，它所带来的利益被认为大于其损失。后一句话并不完全是一种同义反复，它意味着主客观世界都具有一定的离散性，这种离散性允许人们能够在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不多加考虑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对与特定对象密切相关的这些局部因素的判断，来做出结论。只有人们多加研究与思考，就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判断。人类文明成就建立在私人经济与政府管理并行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必“未审先判”地崇拜一个而歧视另一个，重要的是维持它们之间的竞争、权衡与互补关系，让它们在互动中彼此调适，共同成长。而为了实现这一点，人们所应当采取的明智策略似乎是：轻易不要让政府管制的规模过于庞大，保持社会呈现为一定的碎片化状态，尽可能让各种管制政策的后果及时呈现在人们面前，以供分析比较。还是借用那个流行词：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