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的群盲”与政府管制的对比

主要发生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辩论，它所提出的问题可能要比它给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更重要。在今天，在算法的框架下，相关的议题不仅值得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可以得出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场辩论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经济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微观经济单位所要进行的决策是如此地多样，其所需要的信息是如此地庞杂，信息供应的时间性要求又是如此地严苛，中央计划机关又如何能够越俎代庖呢？所以，这个视野一旦打开，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也就显著地动摇了。

当年的讨论并未过多涉及算法问题。在认识到算法的不确定性之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无疑又会再次遭到打击。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普通当事人的决策方法如果是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他们的行为何以见得就是合理的、以致不需要国家的管理与计划呢？国家不是神，普通当事人也不是；国家不能把经济管理得很好，普通当事人又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事务打理得很好呢？难道普通当事人具有政府官员们所不具备的“三头六臂”吗？

除了前述的种种缺陷，自由市场还具有一种明显的缺陷，即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所说的“群盲”（或者“羊群效应”）的特征。由于人们获知信息的能力有限，大部分人通常都不能接触信息的原始来源。他们不仅只能从别人那里接收（可能经别人加工过的）二手信息，而且也难免接收别人的意见。信息与意见混合在一起，影响和扭曲着个人的决策。可是，离开了这些外来的影响，个人通常会变得更加孤立无助，因此，个人往往也乐于追随别人，加入某个“圈子”，接受他们的影响，与他们共进退。这种情况将会削弱个人的独立性，其结果是大家共同忽视了全局性的存在。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小环境和小圈子，从全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人却少之又少。市场有时候像粗鲁的和疯狂的野兽，破坏和摧毁着种种负责任的、谨慎的、周全的和长远的考虑。考虑全局的人往往不能从市场中得到多少利益，反而处于被忽视或者受挖苦的境地。

可是，全局性的利益却常常是存在的。既然人们的认识有限，人们对于他们自己利益的考虑也就不一定完全周密，导致这种疏失的原因首先在于宏观现象不容易观察。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了解主要依赖于统计数据，而后者的搜集在个人层面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在自由社会中，普通当事人一般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如何通过自己相对独立的行动来获取利益方面；假如某个计划涉及他人，需要征得他人的同意，使之参与其中，先取得某种较大的利益，然后再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则问题就复杂化了。作为一种人际组织，企业正是这样产生的，可是，企业所涉及的套利范围还不够大；当套利范围需要包括整个社会时，企业也就无能为力了。相关的例子之一就是商业周期。在“群盲效应”的作用下，商业周期常常如此明显地存在着，并且不断地重复着；这简直令人沮丧而懈怠。同时，治理商业周期的某些方法似乎凭借常识就可以想得到。在对于商业周期的厌恶感的推动下，以及在这些设想（尽管可能是似是而非的和有争议的）的吸引下，人们呼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www.xing528.com)

请注意，让分散而自由的人们进行分散而自由的计算与决策，这一点绝不可以被解释为，这些分散而自由的人们的所有利益都必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或者这种方式（或早或晚）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点也不可以被解释为，当一些总揽全局、高瞻远瞩的观察者发现了某种尚未实现的全局性的重要利益、并且也发现了实现这种利益的途径的时候，他没有必要提醒社会中的当事人，也没有必要发起任何动议，而只能等候和听任其他当事人通过他们自己分散的行动来“自动”地发现这些套利机会。政府没有能力对经济与社会进行全面而集中的统一管理，这并不表明政府不能够在局部领域恰当地发挥作用，随着知识的积累以及经济、技术、社会条件的变化，过去所划分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也不能被理解为绝对地保持不变，这是隐藏在二三十年代大辩论以及奥地利学派文献中的逻辑缺陷。市场的优势要通过其与政府管制之间的竞争来得以形成和显现，政府计划与管制的优势也要通过其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竞争而得以挖掘、形成和体现出来，关键在于建立这个竞争的框架与机制。哪一方都不能通过消灭竞争与尝试而武断地宣称自己绝对地优于对方。

自古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存在着对于某种集权治理的诉求甚至向往。这种诉求与向往固然部分地建立在对于民主制的误解之上，但其内情并不尽然。集权制的一大好处，就是当它被运用于某些适合它来发挥作用的领域的时候，其行动迅速而高效。如果采取民主的或市场的办法，结果往往反而会陷入纷争与拖沓之中。社会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混乱过了头，也就不如有一个“坏的秩序”了。至少，人们会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传统中国人大多赞美和欣赏“明君”的治理，就是因为“明君”能够把正确的决策与高效的执行比较完善地结合起来，凡是品尝过其中滋味的人，常常会念念不忘。假如理论家们只能以新古典主义的方式来讲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不足以完全说服他们。市场与民主的缺陷都是明显的，倘若只是简单地为之进行辩护，其说服力只能是有限的。某些合理性隐藏在人们的内心之中，尽管人们有时候不能将之清楚地讲述出来，但它们却在暗地里指导着当事人做出判断。

这一切都必须在算法的框架下加以厘清。自由市场的优点主要在于“分散决策对于分散的经济问题来说是比较及时的”等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算法的方面。崇尚市场的学者们对于计划经济与政府管制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但并不全面。算法地看，政府管制的一个重大缺点是，虽然管制本身常常比较容易实行，但它的酝酿、讨论和批准过程却往往很漫长，以致总的形成速度缓慢得难以接受。及至某个管制正式产生时，其所针对的市场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而管制政策一旦实施，其规模往往很大，无一例外，而且一实行起来就会延续很多个年头。这是因为促使它取消的经济社会条件不易判别，相应的政治程序也不易完成。政府权力的强制性进一步压制了信息的反馈，因为对于管制活动的反对言论常常并不能真正地显示管制的害处，而只是显示了管制的确已经发生了。然而，社会实行了某种管制方案甲，也就不可能同时实行与之相抵触的管制方案乙，更不可能同时做到不实行任何管制方案。这就导致了人们往往不可能同时观察到不同管制方案的效果，以便将它们并列地进行比较。人们只能串行地比较不同管制的效果，而这往往又需要经历很多个年头。例如，对于计划经济的害处，世人花费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比较清楚地观察到，这时候，已有数代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假如人们在革命的当年就能够及时观察到不同经济体制的效果，又何须如此呢？这些技术性特征共同造成了一个虽然模糊、但却颇为普遍而流行的看法，即一般而言，对于工商业活动抱持“自由放任”的态度比较好。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在原则上不具有改善工商业活动的潜力，而是实际的管制手段经常造成时间上和操作上的延误与失误。在这些延误与失误面前，市场的缺陷反而变成了一种可以容忍的瑕疵，市场变成了行动迅速有效的“典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