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反创新倾向与缺陷

计划经济已经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过，计划经济的缺陷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仍然大有探讨的必要，而在算法框架下，它的答案却可以显示得十分清晰。

计划经济是一种由某个中心来指挥所有主要经济活动的制度，因而，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各地、各个单位、各种商品、各项行动中的信息如何传递给计划委员会呢？计划委员会的指令如何确切地下达给各个执行者呢？这种体制要求微观单位以书面材料作为主要形式来传递信息，可是，众多的信息都是形象化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许多资料（例如偏好）都在当事人的心中，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也就更不可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却可以在自由自主的计算中得到利用。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期，社会通信手段都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信息革命之后的今天，我们要通过网络来了解远方的事件，仍然感到有诸多不便，仍然不如亲临现场了解得生动而透彻。况且，对于那些要经过人们有意识的决定才能得以生成和传递的信息，人们还有可能有意地隐瞒和扭曲它们。这些道理可以用来表明微观事件中信息的丰富性和无限性。假如我们硬要从远处来搜集微观事件中的信息，其结果只能是进行“大简化”^[17]：只保留少数便于传递的信息，而丢弃其他大量貌似琐碎实则很重要的信息；既不会细致周到地核实信息，也不会进行密切的双向交流。

对信息的加工计算也是如此。信息的丰富多样性导致需要进行的计算也是无比丰富多样的，是任何大型计算机都不可能完全胜任的。计算结果的累积将会更加导致数据的急速膨胀。算法式的道理告诉我们，计算往往是需要借助于某些理论或假说的，而这些理论或假说却常常是主观的，不同的人对它的倾向或偏好有所不同。在这些主张相互抵触的情况下，计划委员会不可能采纳所有的主张，不可能刻意地造成相互矛盾的决策。计划委员会必然会采纳某些管理思想，而放弃其他思想。这取决于哪些派别在政府机构中占据优势。由于政治程序上的原因，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完全地”“不偏不倚地”站在全体国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决策者的主观动机（请别忘记，“动机”与“立场”实际上都是算法性的概念）必然也会渗透进决策过程之中。

计划经济的困难也与对“知识”（或者“真理”）形态的看法有关。假如知识如同新古典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只是一种类似于数学公式的东西，则计划经济就是比较可行的。计划委员会只需要公布一般的公式或算法，每个微观单位把自己单位的具体信息输入这个公式之中，运用既定的算法，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决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支持计划经济的。然而，实际的、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知识却大都不具备这种形态，这就要求计划委员会给出的指令不仅仅是可以写在寥寥几张纸上的公式，也不仅仅是具体的关于年度工作计划的数量性指标，而是要针对每种具体情况给出具体的、并且对于不同性质的工作来说常常是彼此有所不同的“算法”。根据“组合爆炸”原理，可知由此所需的“算法”的数目将接近于无穷，而最终的正确的“行动方案书”很可能将不是在印刷品的有限的篇幅之内可以容纳的。(www.xing528.com)

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内生的不可能性：鉴于算法理论使我们认识到计算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假如有某些为数很少的人（例如计划委员会）可以恰当地完成全国人民所进行的全部计算作业，从而替代了大多数人的大脑，那么，因此而得以节约出来的脑力，就可以投入迄今尚未展开的新计算当中，从而得出计划委员会所不能包容的新知识；而这个结论就与“计划委员会可以恰当地完成全国人民所进行的全部计算作业”的假设相矛盾了——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性的结论，即无论企业或政府的规模，或者它的权限及其行使方式，不仅（视乎具体条件）存在着最佳的“度”的问题，而且对于这种限度也许可以进行经验上的归纳和研究。

以上论述意味着，计划经济具有显著的反对或者妨碍创新的倾向。如果我们可以从对实行某些具有显著合理性的既有知识或意图（例如认识到缓解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要性）方面发现实行计划经济的好处，那么，创新的缺乏则构成了它的致命性缺陷。创新意味着对任何现行思想的否定。当全国的经济都服从于计划委员会所采用的统一逻辑时，创新又如何实现呢？实际上，计划委员会不仅不会赞同或鼓励创新，它还有可能限制、压制和敌视创新。因为创新会导致整体计划的紊乱，至少会给整体经济计划的实施带来麻烦。即使有开明的计划者有意采取鼓励创新的态度，他也将不知道如何来实行他的主意，因为对于创新的鼓励就意味着放松计划与管制；这么一来，就意味着市场成分的增加，经济体的性质也就发生改变了。计划者当然也可以组织人力物力投入诸如技术开发之类的活动，但是，由计划者所主导的“研发计划”，其数量与规模必将是很有限的（这就好比任何一个企业所推动的研发计划的数量与规模一定也会很有限一样），其丰富与活跃的程度绝不可以与自由市场相提并论。其次，“创新”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它涉及从生产、流通、消费、教育、培训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也涉及政府体制自身的运作方式，计划者又怎么能够一边进行计划又一边进行如此广泛的创新呢？尽管开明的计划者会反思自己的工作，会不断地修正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但是，“修正”也只能有序地进行，因而其力度与频繁程度都必定是非常有限的。总之，无论守成还是创新，都只能由计划者说了算，这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的大矛盾。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其实并不是进行计划，而是要由某个中心来对全国经济进行统一的指挥和管理。关键就是实行集中计算，反对分散计算，试图由某个中心所进行的计算来替代其他所有人的计算。上面要求怎么做，下面都只是照做；上面要计划便计划，要打破计划便打破计划，甚至要创新便创新，要改革便改革。中央机关并非无权、也并非不乐于随时对下面“下指导棋”，只是由于“一事一议”式的临机处理实在来不及进行，这才变成了事先的计划。事先的（相当刻板的）计划可以让中央管理机关摆脱大部分原本需要进行的临时计算，以便把精力节约出来，用来在平时行使他们所乐于行使的那些专断性权力所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本身就是计划者的“迂回生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