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就业：工作动力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失业的不可避免，还与劳动者对于工作性质、工作条件以及劳动报酬要求的变动性有关。劳动者会根据自身财富状况以及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更改这些要求，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要么“轻微过剩”、要么“轻微短缺”的状态；虽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通常也不会过于失衡。

我们曾说劳动者通常是比较被动的，缺乏雇主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这是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劳动者与雇主和商人们一样，也是一个经营单位。他消费商品，生产出劳动力，然后又向企业贡献出劳动力，获得收入；如此循环往复。在每一个环节上，他都要权衡一下利弊，适当地调整一下决策与行为。假如工资报酬较高，他便倾向于多劳动，以图增加收入。然而，收入的增加提高了他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令他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他又会降低工作的动力。这两种效应结合起来，其总效果不能一概而论。各因素的非线性变动导致总效果的变动也是非线性的。可以设想，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只能努力去工作。收入越高，他工作的劲头儿就越大。直到收入水平超过了消费的需要之后，其工作动力才会减弱。此时，工作的动力已经转化为为未来进行储蓄了。个人储蓄的上升将促使他去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长又将进一步削弱工作的动力。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把个人看作一个经营单位，还要看作财富的拥有者和投资者。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人，其收入仅仅足够满足消费开支是不够的。在有时间的环境中，他要为假期、失业期间、患病期间以及晚年生活进行财务上的储蓄。“均衡的”工资水平，绝不仅仅包括工作期间的消费开支。若果如此，那就表明工资水平太低了。如果整个市场的工资水平都是如此，该水平就是不可持续的，只能视作一种暂时情况。这个推理可以用来说明，一般而言，作为一种“典型情况”，就业者必须被假定为是拥有财产的，因而他不仅对于失业是有一定承受力的，而且还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职业发展和人生历程进行主动的和积极的谋划。

再考虑到劳动者要赡养老人，供养家庭（妇女与小孩），就业者需要拥有的财产额也就更多了。劳动者对他人的供养可以免于使他人去就业。扩而大之，社会性的转移支付、慈善、馈赠与社会保障机制都可用于为缺乏收入的人提供收入，从而使之免于就业。宏观地看，我们可以推测，在任何一个工作时间之内，真正在“工作”的人口其实只占相当小的一个比例。这可以算作一个常识，但这个“常识”可能已经出乎主流经济学文献所施加给我们的印象，它提醒我们要从更广阔的、全社会的和跨年龄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就业与收入流转的问题。

就人口来说，人类社会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循环流转的系统，我们需要习惯于从这种动态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人会生老病死，他只能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和特定的健康状态下就业。任何收入都首先立即形成财富存量，这种存量支持他在不工作的时候进行消费。白天的收入就是在为夜间的休息进行“储备”，工作日也是在为假期进行储备。儿童、妇女与老人如果不能得到经济支持，就不能生产出新的劳动力，现有的劳动力在衰老之时也就无从替代。老人可以照管儿童，操持家务，他们在经济社会事务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老人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照顾，中青年人也就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忧虑。从这些意义上讲，家庭首先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它承担着重大的经济职能。(www.xing528.com)

动态视角的一个自然的后果，就是势必要把人口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在避孕技术发明之前，人口的繁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现象，这造成了贫困和发展的缓慢。相关论点已经由马尔萨斯先生做出了著名的阐述。避孕技术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它使得人们可以理智地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争取在人口的出生、养育及其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起平衡关系。当然，由于今天的劳动力供给是由二十年前的生育决策所给定的，而今天的生育决策也只能影响二十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就有可能造成误判与错配。尤其是当“计划生育”变成国家的公共政策的情况下，这种错配可能就会更为显著。建国后的高速人口增长导致中国最终实行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目前正在遭到深入的反思和纠正——因为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严重下降。中国经济未来不仅面临着劳动力的不足，而且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为一种人口结构而建立的资本存量，又要为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结构而进行调整，这势必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从长期来看，避孕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生育的理性决策可能会造成世界人口的持续萎缩。这个趋势已经在发达国家延续了多年。在发展中国家中，传统习俗的力量依然很强大，所以，随着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世界总人口可能还要经历一个爆发的阶段，然后才会转入下降。年轻人通常贪图享受，不会居安思危，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生育率的保证建立在老年人的劝导、政府的鼓励以及宗教约束的基础之上。有些学者把这种带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安排称作“集体理性”。如今，随着家庭走向衰落，“集体理性”则体现为公民福利与社会保障系统的日益发展；这两者相互依赖并相互强化。可是，生育率如何来保证呢？这变成了人类所要面对的长远问题。另一方面，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生命科技所追求的人类可能“长生不老”的前景）又缓解了这一问题，使得总的局面变得更加不确定了。

最后，我们再略微论述一下工会以及有关的雇佣条款。市场经济体制的精髓之一就是保持众多个体处于自由独立决策的状态，因此，它具有反垄断的倾向。可是，在涉及就业问题时，人们却曾经认为这里可以允许例外的出现。发达国家曾经普遍给工会提供了反垄断法的豁免权，鼓励工会的规模发展得更大。在工会的保护下，工资逐渐丧失了弹性，企业解雇工人变得异常困难。工薪阶层只想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试图把企业经营的风险与焦虑统统甩给企业主去承担。这种僵化的就业体制曾经对宏观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经济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对在职者的过度保护对于失业者也是不公平的，这将使他们找工作更不容易。各个社会组织的权柄总是握在在职者的手中，这同样属于利益集团的操纵活动。如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西方的劳动阶级变得更加脆弱，实际上这也可以理解为这种僵化就业体制的一种恶果。假如工资是灵活的，雇佣条款不是那么僵硬，就业市场的调整也许早早就可以开始了，就不至于造成目前如此猛烈的震荡。劳动阶级与弱势阶层都要得到保护，但是，如何进行保护，又如何避免因此而对经济效率造成伤害，还需要人们继续进行探索。

有关的算法式建议，我们将在第四篇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