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发展趋势：略论算法世界中的不平等现象

金钱刺激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种边际效应递减在真实经济中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人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其工作的动力是毋庸置疑的。用俗话来说，这叫做“火烧屁股，没得选择”。随着收入的增长，生存问题的紧迫性得以缓解，个人所面临的选择也就增加了，偏好、价值观与智慧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这时候，有的人抓住机会，勤勤恳恳，继续奋斗；有的人则开始好逸恶劳，得过且过。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加大。当一个人变得巨富以后，其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势必远远超过生活的需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递减致使财富几乎成为多余。但是，俗话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干点儿什么吧。”财富的增加总会或多或少地提升个人获得幸福的潜力，于是，许多富人仍然乐于兢兢业业地打理自己的产业。

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富人以近乎破坏性的方式来挥霍财产的渠道，使富人几乎变成了“财富的看守者”。这些财富登记在他们的名下，他们可以自由支配和消耗其中的一部分，余下的则为社会所使用，服务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尽管其收益仍然归属于财产所有者）。财富的货币化衡量削弱了他们（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通常会有）的虚荣心，使他们更在意浪费行为，从而对财富的照管更为周到。公有制的惨痛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私人经济能够照此简单的模式持续运转下去，是相当令人满意的，甚至简直有些神奇。富人所消耗的财富通常是其所拥有的（从而所管理的）财富的一小部分，这笔“买卖”不可谓不划算。假如所有富人都不顾后果地挥霍他们的财富，或者一般选民（丧失理智地）决意通过投票剥夺富人的财富，则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如此健康地运转下去的。所幸的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这体现了真实当事人的明智和远见。

金钱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另一层含义是，社会要把对人的刺激与对人的关心适当地结合起来，而不可以一味地固守保守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对于极端弱势的阶层来说，经济激励使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边际贡献，也许不如救济与援助的效果好。对于可选择项很少的人，增加刺激也无法使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了。这时候，以某种方式输送资源给他们，不仅可以减少他们因为反抗或堕落而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能力与才华，从而使他们对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这就是说，无论刺激、约束还是关怀的政策，都要适度，都要因地制宜，并且要形成某种组合。^[15]

劳动阶级并非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劳动与资本的较量，首先要看要素比例、要素各自稀缺的程度、技术条件、增长速度等诸多“纯经济的”因素。如果资本过剩，人口稀缺，劳动阶层也就可以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种时代在历史上不时地出现，并且大都延续得颇为长久，中国很可能正在迎来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候，资本的收益不断下降，而工资却节节攀升。中产阶级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而老板们却陷于拮据和煎熬的境地。主流学者们说，资本承受着较高的风险（如果不放在算法的环境中，“风险”这个词便是干巴巴的），因而其平均回报也较高。这个结论也许可以同意，但是，与劳动阶级不同的是，资本收益却不够稳定；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亏损，也要硬着头皮经营下去。资本家所要进行的操持，其常年所经受的心力消耗，一般劳动者并不曾经受，甚至也不曾了解。——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与资本家本人所要付出的管理性工作之间的不可分性，应当视作“有限理性”的一种后果（或者一种表现），因而，这是一种算法式的效应。(www.xing528.com)

在算法世界中——从而在真实世界中——不平等的发生既是容易的，也是普遍的。例如，“运气”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大量我们无法详细解释（甚至也不必追求详细解释）和区分的“偶然情形”，都可能造成贫富差距。个人会因为运气好而发财，这种事屡见不鲜。可是，假如我们注意到把送上门的运气“踢出门外”的大有人在，也就可以推测出来，有幸致富的人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在大体相似的外表下，人们之间往往是有重大差异的，只是，因为这些差异主要是思想性的，外人无从了解而已。对于普通的朋友，人们往往连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都所知甚少，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某些能力只有在岗位上才能获得”是一个算法式的道理，它表明了知识体系在结构上的松散性，表明我们不可能事先书本化地提炼出所有的知识。这个道理更是表明，机会不可能完全平等地进行分配。某些头脑机灵的人，特别留意去抓取稀缺资源，培养独门绝技，并在生意中采用诸多技巧甚至“诡计”，以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行为不一定就是敲诈勒索，但它与敲诈勒索运用着同样的原理。成功者的发展轨迹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加速的，但是，社会无法对之一一进行甄别，无法确切地界定哪些手段是正当的，哪些不正当，所以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效率与平等不可能完全地统一起来。因为，这是人们分别用两把不同的尺子来度量同一个对象（也即现实经济体）的结果。这两把尺子都是单纯的，要么体现了衡量手段的简单性，要么则体现了人们凭空的想象。人们观察到某些理想化的平等状态，又（在另一些情境中）观察到某些理想化的高效率状态，然后，人们意志主义地要求同一个对象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这怎么能够实现呢？即使部分地实现了某些目标，人们还会要求更高的目标。所以，只要我们理解了算法人的思维方式，也就能够理解，这里内在着、并且时时内生着一种不可能性，因而，效率与平等的一致化进程是没有止境的。

人们未必喜欢完全的平等，因为，人们既不想被别人所超越，同时又想要超越别人。俗话说，“人心不死”，“欲壑难填”。假如人们总是平等的，至少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目标。如果竞争的结果总是平等的，那竞争还有什么意义呢？“竞争”不就成为了一种骗局吗？又有谁还愿意参加竞争呢？竞争实际上就建立在“要比别人强”这样一个颇为单纯、直接、天真甚至有点儿盲目的价值观之上，这可能是主流学者们所认识不足的。“贫富差距”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人们看来，“财富平均分布在人们中间”与“财富的人际分布不平均”具有不同的效率含义和经济社会意义。这意味着这个问题的根基是“个人”“他人”“人群”这些概念在理论上要具有不同的、非线性的意义。鉴于新古典主义在方法上是取消“个人”的真实意义的，因此，主流经济学不能有效地讨论贫富差距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