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劳动的报酬及变动：传统经济学分析

从对象的具体属性出发，依赖这些属性来进行推演，由此得到的经济学称为“结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等几大部分，根据它们各自的具体属性来获得一些结论。这些“属性”要么来自自然物固有的性质，要么来自人的思想在计算成本的压力下所发生的“固态化”或“模式化”效应，要么来自它们二者的结合。传统经济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结构性因素。由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妨碍了新古典经济学达到理想的一般均衡状态，因而都被陆续地剥离掉了。这种剥离在阿罗－德布勒模型中显示得尤其清楚。这突出地表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反结构”的本质。现在，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结构性因素都还原回来，要把它们予以充分的解放。

在本小节，我们主要推演资本与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及其变动状况。

当我们谈论各种“性质”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含义是说相关对象在某种冲击下将会如何变动，因此，“性质”之类的语言其实是在为动态学做准备，它们是服务于动态学的工具。“弹性”“竞争性”之类的词语尤其如此。所以，只谈论“性质”而不发展动态学的做法是奇怪的，把“性质”最终纳入一个绝对静态体系的做法也就更加匪夷所思了。这种做法浪费了人们在动态世界中所发现的各种“性质”。

“资本”的原意是一笔用来做生意的货币，它可以用来购买各种生产资料与服务，支付各种开支；最终，通过出售产成品，换回一笔数额更大的货币。它的特点之一是其数额较大，因而，当它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生产资料的规模也比较大。在这里，“数额较多”“规模较大”的含义是相对于作为流量的收入而言的。典型的资本额，通常相当于企业若干年净利润之和。这么一大笔资金投下去，变成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今后若干年间持续存在，其内部各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随意拆分。不管市场有什么风浪，都必须尽可能地维持下去。基于资本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资本的报酬有盈利，也有亏损，其波动幅度通常会比较大。亏损是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是需要认真进行解释的。“投资只能基于预期”“投资期间跨度较长”等特征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此外，如前所述，利润是各种既定支出之后的一个剩余，是减法运算之后的一个“差”，这一点尤其重要。支出发生在现期，它的金额是确定的；假如它的金额不确定，企业可以利用其使用生产资料的结果来确定供应商报酬的话，利润的波动幅度势必不会这么大。假如特定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确定的，不随时空条件而变化，或者假如市场是完全的，随时随地可以买进卖出，持有货币与持有实物无甚区别，又怎么会发生亏损呢？

通常所谓的“资本”的另一个特点是可移动；其流动性不仅强于土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要强于劳动者。资本与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结合，而资本的主动性与流动性常常高于要素。人口固然是可以迁移的，但是，迁移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例如中国的户口制度以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国籍制度）。对于手头资金比较拮据的劳动者们来说，迁移费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壁垒。人们通常更加难以舍弃自己在常住地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归属。拥有较大资本额的老板们却不一样。相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额，旅行费用一般并不构成重要的障碍。除此之外，他们还乐意付出代价去搜集信息，发掘商业机会。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即劳动者们在各地过着相对安静的生活，而资本家们则携带着资本在各地和全球跑来跑去，试图把资金投在最有生产效率的地方。这么一来，资本虽然有时会发生亏损，但从全社会范围内长期来看，资本的报酬有可能高于其他要素——这是对主流的“风险愈高报酬愈高”观点的算法式解读。

劳动力则与资本形成了对比。在经济学者看来，人之所以具有劳动的能力，是因为有一种可以称为“人力资本”（或者人身资本）的东西，它“附着”在人的身体上，与之密不可分。人力资本得自先辈的遗传，又经过后天长期的培养与训练，方才形成。资本首先是货币，而劳动力首先则是实物，它的货币价值是不确定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形成期很长。它的形成虽然离不开对生活资料的采购，却并不完全依靠商品交易，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教育等等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活动。当然，这些活动的结果也不完全体现在人力资本的增加上。

人力资本不容易买得到，获得后也不容易失去。除了人的外表，人力资本的其他部分不容易被观察者识别，不像货币或物质资本那样一目了然。这就导致雇主在物色雇员的时候面临着不少困难，容易发生误判。人力资本的人际分布通常比较均匀，除了少数杰出或特殊人士，大部分劳动者的技能都是大体相似的。他们的个性特点固然很重要，但一般都具有相当高的可替代性。人力资本不像普通资本那么容易进行储藏，所以，一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在数量上也不会比别人多多少。人力资本需要不停地进行维护（例如人每天都要吃饭），其维持费用不仅相当高昂，而且在时间上的要求也很严格。还有，由于人力资本是附着在身体之上的，它便容易得到其所有者的保护；即使法律保障缺位，它也不容易遭到侵犯。它甚至不需要得到法律上的认定，便在暗地里默默地服务于它的主人。总的来说，人力资本不易观察和识别的特点是有利于劳动者的。除了企业专利、雇佣合同中的“非竞争条款”等少数例外，劳动者在工作中所获得的人力资本（信息、知识、技能、人际关系等）大都归劳动者自己所占有。基于保护人权与人身自由的考虑，现代社会更是禁止对人力资本随意地施加管制。与之相反，由于普通资本易于观察和控制，社会施加给它的各种管制也就会比较严格而繁多。不仅如此，因为普通资本位于所有者的身体之外，有时甚至远在其视野之外，其产权的有效性反而要更加依赖于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www.xing528.com)

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对劳动报酬做出一些解释和推断。劳动报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求其在时间上的规则性和稳定性。工资的金额至少要能够偿付延续生命所需的最低现金支出。最低生活费用的金额虽然不能完全视为刚性的和绝对的，但随着金额的下降，其弹性势必越来越低。重要的是，工资必须定期地、相当频繁地进行支付。工资水平越低，其支付就要越频繁，这是缺少货币资本而不得不出卖劳动的人们的必然要求。现金的匮乏迫使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工资要求与生活费用密切地挂起钩来。无论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对企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也无论企业的效益如何，工资都要按时足额支付。为了确保这一点得到落实，劳动者们只能放弃他们原本也许可以提出的其他要求。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经济原理；恰恰相反，其他的原理与规律正是据此而衍生出来的。

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数目通常占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因为他们的能力彼此差异较小，工资水平的人际差异通常也较小。要想获得较高的收入，就要具备更高的能力。而这又需要事先进行大量的投资（教育、培训、自学等），或者只有在获得较高职位的情况下，从实践中取得这种能力。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或者一个“瓶颈”。它把许多有才华的人都终身压制在社会的底层。相应地，由此反过来进行推断，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有条件在更高的、更广阔的环境中进行历练的人，所取得的收益将会是比较高的。

资本与劳动的不同特点必然表现在其报酬的变动方式的差异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城市经济也快速地吸收着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然而，由于富余劳动力的存量过于庞大，导致普通劳动阶层的工资水平上涨缓慢，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14]这段时期是下海当老板做生意的黄金时期，因为收入增长中的较高部分都被企业主拿走了。在这个过程中，工资率基本上不对劳动的边际产出做出反应。这种状况直到近年才有所逆转。

西方世界也经历着相似的过程。20 世纪后期，冷战的结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首要推动者是资本。发达国家的资本抢先走出国门，进入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带来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可是，这却使得西方经济体逐步发生了“失血”现象，廉价商品的进入使得本地产品滞销、工厂关闭和工人失业。然而，工资水平却不能相应地快速下降，其下降的步伐不足以刺激本地产业的复苏。这是一个相当缓慢、且颇为令人痛苦的负向循环过程。如今，在全球性危机的压力下，西方劳动阶级更加陷入了困顿之中。尽管名义工资率仍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数倍，但由于生活费用居高不下，工薪阶层的生活仍然是拮据的。与之相对照的是富人阶层从全球化进程中大获其利。在收入的增长中，资本的收益一定会占据较高的份额，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人们都忙于去追逐自己的财富，通常对于收入的公平性问题不十分在意（风气近年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实际上，这里的市场是相当凌乱的，无序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偶然的、奇异的现象比比皆是。换句话说，这里市场的均衡程度（有了算法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使用这个“柔性”的词）比较低，收入的均等程度也比较低。同样的逻辑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在发展缓慢的、相对静态的经济体中，人们更加关注收入的公平性问题，那里的收入均等程度当然也就比较高，“一夜暴富”式的发财梦也就很少有机会去实现。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眼光来对比观察东西方社会中的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