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造平均与差异的影响

以上的论述使我们来到了这样一种结论性的认识，即自由市场不仅在拉平和消灭各种差异、落差或差距，而且同时也在鼓励和制造各种差异、落差或差距。这两种力量分别可以作为收敛与发散过程的情形之一。它们相互作用，有时候前者大于后者，有时候后者又大于前者，有时候则维持暂时的平衡。这就好比中国人所说的“气”。气会散，也会聚。我们不能仅仅像主流经济学那样，把市场解释为收敛的、分散化和平均化的过程，这是片面的，我们还需要看到市场集聚的过程。

任何平衡都不能想当然地视为永久性和终极性的。假如目前若干职业的收入彼此相同，便能够据此认定从事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关紧要吗？这是不合乎常识的。时光荏苒，不是这个职业变得热门了，就是那个职业变得暗淡无光了。每种职业的利弊都是复杂的，绝非依据任何简单的信息（例如工资收入）就可以轻易地判定。所以，中学毕业生们才会仔细地研究、思索和挑选他在大学要读的专业。既然任何人都只能从事特定性质或者特定领域的工作，那么，不妨就把自己能力的专门性加以强化。这不仅是指提高工作性质的单纯性，也是指它的独特性（例如唯一性）或者优越性（即虽然在性质上相同，但在程度上超过他人）。个人会有意地追求自己与别人不同。企业也会这样做，它既要追求差异化，也要追求优越性。

一个人所拥有的独门技艺可以通过培养徒弟进行扩散，高等知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而进行大量的复制，新产品与新业务模式会被竞争者们无偿地进行模仿，稀有的矿产也会因为其售价高昂而被众多企业竞相采掘，最终被各地的人们普遍享用，而矿产储藏却发生了枯竭。这些都是市场分散化与平均化的效应。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断地投入新思想、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人们通过立法以及其他保密措施，阻止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以便它被控制在发明者手中；企业致力于新资源的勘探，并且按照计划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这些资源。只要“聚气”的过程与“散气”的过程可以相互匹敌，落差或者差距就可以保持下去。因此，市场经济绝不是简单平均化的，而是存在着层级关系。这意味着存在贫富差距、城乡之别、优劣之分，这是我们所谓的“人际差异”这个概念中的应有之义。这些议题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发挥和论述。

市场同时制造差异和平均，由此导致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论是：增长的原因与分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和规则性的联系。斯密把增长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分工程度的提高，而一般主流学说则把市场过程诠释为消灭差异与个性的过程，这两种认识都是偏颇的，真相是这两种过程的折中与综合。如此一来，在总体上，哪种单一的倾向可能都不会显著地、单调地、永久地占据优势。

斯密的分工学说着重强调了工作与任务的单纯性。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似乎个人所做工作的性质越简单越好，企业生产的产品也越单一越好。尽管斯密承认分工的程度受到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是他终究相信，经济增长总是与分工水平提高的程度相一致的。人们通过专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然后通过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产品来享受生产成果。市场的规模变大之后，妨碍专业化程度提高的经济条件也就变得宽松了，于是专业化程度自然就会提高，经济效率就会得到改进，经济就会变得更加繁荣。斯密所描绘的这个图式虽然简单，但在逻辑上却十分清晰；既容易理解，又便于实践家们进行掌握和运用，因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它描绘了经济增长的无休止的前景，展示了经济扩张的一种方式；这是激动人心的，而且是后世的著作中所罕见的。这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了。鉴于当时的欧洲已经开始了向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进程，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

然而，时代也蒙蔽了斯密的双眼。在市场与交通条件都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成为多面手，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农庄不得不生产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手工业者也不得不自行完成每一道工序。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与交通条件的改进势必会促使人们放弃某些不擅长的工作而专注于另一些比较适合自己来从事的工作；这是高度可信的。而且，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这一效应目前仍然处于深化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市场与交通条件的便利化将会持续不停地提高专业化程度的话，首先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市场与交通的费用趋于零（如同新古典经济学所作的假设），分工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将会无比地单纯，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将会无比地简单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如前所述，在算法框架下，一切费用其实都可以（近似地）归结为交通费用：计算是指令与信息在特定空间（人脑）中的结合，生产则是各类智力与物理资源在特定空间（工厂）中的结合。^[12]因此，市场与交通费用的下降，同时将意味着生产（无论智力的还是物理的）费用的下降。生产费用的下降意味着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既然生产能力提高了，人们所做的工作怎么会越来越简单呢？！(www.xing528.com)

工作内容的单纯化常常既意味着人的脑力的闲置以及某些特长的浪费，也意味着局部器官以及局部能力的过度使用。工作任务过于复杂时，人们想要使之变得单纯一些，以便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当工作任务过于单纯时，人们又想让它变得复杂一些，以便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限制工作任务单纯化进程的关键在于人的身心资源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人们所追求的是工作任务与他的诸多具体才能之间的匹配，而不是“简单”或者“复杂”本身。况且，除了先天的身心条件之外，人的特长主要是在思想与行动有代价的环境中形成的；假如这些代价接近于无，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无所谓人的“特长”，从而也就无所谓任务与能力的“匹配”了。这些困难都将导致斯密的分工理论在根本上难以自圆其说。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发展与增长呢？

答案主要在于包括知识发展在内的积累现象。在算法框架下，我们可以把“积累”宽泛地定义为既包括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包括知识积累；既包括财产数量的增加，也包括财产质量的提高。这是远比分工理论要靠得住的解释。尤其是知识发展。当发展了的新知识要求提高分工水平时，分工就会成为增长的动力；而当发展了的新知识要求提高作业的综合性时，增长就会表现为分工程度的降低。这就好像一个大小固定的盒子，倘若放进去的单个物品体积过大，那么只好减少其中所盛装物品的个数与品种；倘若放进去的单个物品体积较小，那么所盛装物品的个数与品种就会丰富起来，但物品的品种与数量本身则不说明什么。另一个推论是：倘若放进去的物体先前比较大，但后来却变小了，则盒子里的内容就可以更加多样而丰富。一个问题，当人们开始接触它时，往往显得比较复杂，因而需要当事人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这时当事人的工作是比较单纯的；而在人们已经弄懂它和掌握它以后，它也就变得简单了，只需要当事人花费一点儿精力去照应就行了。这时，当事人就可以兼做其他的工作，他的工作的综合性在整体上也就增加了。^[13]

以上论述中至少还包含着两种含义。其一，这个问题是与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相连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要求交易活跃度增加，专业化水平的降低则引起交易频次的减少。因而，商品交易也不是简单地“越活跃就越好”；交易费用（随着交易技术与制度安排的进步）的下降固然可以刺激交易量，但人们并不必然要去交易。其二，身心系统不会凭空闲置；只要早晨睡醒了，它总要做些什么事。换言之，与经济体的财产存量与产出量相比，相对稳定的是人们的身心活动量。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人们的劳动量较多，而消费活动则较少；而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人们则反其道而行之。财产数量增加着，产出量增长着，而身心的活跃程度却相对保持不变。如果我们一定要假定某些常量，后者则是一个可能要比其他量更好的选择。

笔者推测，斯密的理论可能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直观地看，经济发展导致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内容在性质上更加丰富多彩了。这首先反映了财产与知识增长的道理。知识的增长既表现为知识在数量上更加丰富（也即知识在人群中更加普及）了，而且表现为它在质量或“品种”上也更加丰富。一种知识无论复制和重复多少遍都只是一种知识，只有与原有知识性质不同的知识才可以算作新的知识。居于人体之内与人体之外的各类财产与人的身心结构进行联合作业，致使人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数量与种类都不断地增长着。单个人工作的复杂性也许有所增长，但关键在于经济体中的工种的总数目提高了，人口的异质性上升了。这就好比许多人联合编织一块毯子，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没有多少变化，而这块毯子却越编越大；或者，许多工人联合建造一座大楼，工人总是做那么多工作，而大楼却越来越高了，经济活动的“场面”越来越大了。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景象的丰富性导致斯密产生了错觉。当然，硬要说“分工”也是勉强可行的，只不过，这种分工是“活的人”与“死的财产”之间的“分工”，是人们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