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货币理论及结构性因素分析

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评论，主要应当结合“结构性”这个概念来进行。

在货币理论的历史上，凯恩斯尤其以强调利率的作用而闻名。与货币量相似，利率也是一种数量性的指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与结构性联系在一起呢？原因就在于，利率是一个不同于货币数量的变量。它与货币数量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货币数量与利率相并存，这就构成了一种“结构”。为了阐述这种结构，我们有必要先来岔开话题，讨论一下利率本身的性质。

货币（信用货币）的直接制造成本固然很低，但是，鉴于它是经由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借助政府的法令才得以确立的，因此，它既是稀缺的经济资源，也是代价高昂的产品。按照一般的经济原理，对这种产品的占用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人可以付出商品、服务或其他利益，来换得这种产品；当然，也可以暂时什么都不付出，仅仅借用这种产品。借用（或者租赁）商品就要付出租金或者其他代价，借用货币当然也是如此。租赁商品通常是按租赁的时间来支付租金的，借用货币当然也按借用的时间来计算报酬了。这岂不是很顺理成章吗？这里又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

然而，这个问题却使庞巴维克等人感到困惑了，因此，他们进行长篇大论，一定要来“解释”一番。他既要把货币与利率置于一个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殊位置上，又要来解释放款人收取利息的合理性。这种画地为牢正是没有正确理解人类思维的结果。这种误解实际上不像我们所概括的“零计算时间”那样简单，它代表着一种系统化的、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念与思维习惯，它浸透在知识活动的方方面面。一旦人们通过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接受了它，类似的困惑也就产生了：租赁商品要付费，借入货币（当时纸币已经流行）为什么也要付费呢？而且，利息与利率问题一经提出，马上就必须进入有时间的框架，这是深得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之“精妙”的学者们都不大喜欢的。

货币的数量与利率，等同于商品的数量与价格；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种比喻，而是本质上就是如此。经济学者们通常也会说出类似的话，不过，据笔者的理解，那都是多多少少含有比喻的意味的。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根据商品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知，货币数量与利率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相互对应（或者相互“代表”）关系，高货币数量既可以与高利率并存，也可以与低利率并存；低货币数量既可以与低利率并存，也可以与高利率并存。货币数量与利率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高货币数量可以是为了降低高利率而发行的，因此它可以成为低利率的原因。同时，调整货币数量的目的也可以与利率无关。同理，利率的调整（通过影响货币需求）可以影响货币数量，但它也可以不以此为目的。利率尤其会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此外，结构性（“异质性”“多元性”等词用在这里也许更加合适）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是，在调整经济的效果方面，货币量与利率必然各有其优缺点，它们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力在边际上必然是变动的；因此，一个推测性的结论也就是：两种工具有时需要分别独立使用，有时候则需要联合使用——这当然包括有时候需要全部或部分地静止不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www.xing528.com)

只要我们理解到结构性及其种种后果，也就可以恰当地理解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争论的性质了。这种争论是不可能分出绝对化的胜负的。经济就好比一架经常出毛病的机器，有时候这里需要鼓捣鼓捣，有时候那里则需要鼓捣鼓捣。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身心能力都是有限的，当事人既不可能让社会一下子完全瘫痪，也不可能让所有地方都不出毛病。同理，调控者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地方都修复，他们总是一处一处地进行修理。这部分地是因为政府的即时行动能力有限，部分地是因为所谓的“毛病”正是在“政府行动能力有限”这一前提下来定义的。人们会按照政府的能力来定义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不会把过多的责任加诸政府（因为过分的要求是无益的），真实当事人判别是非、区分责任的思想观念正是在这一原则的长期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

关于货币量与利率关系的上述看法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常识了。关键并不在于复述这种常识，而在于如何使之得到一种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意义并不是通过重新建立它们之间的所谓“优美的关系”而得到的，而是通过否定一元论而回到多元化（“预设的多元性”以及“内生的多元性”）的状态而实现的。可惜的是，在20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们还普遍地尚未理解多元论的意义。凯恩斯把他的实际上非常离经叛道的著作，硬要“附加在一个严格的静态骨架上”^[8]，弗里德曼则总是试图用货币量这个单一变量来概括一切，以及他们随时随地都毫不犹豫地大谈各种“函数”的习惯，都可以作为这种一元论当时正在盛行的证据。

凯恩斯被他所竭力批判的“古典经济学”迷惑了（这部分地是因为数学方法的运用在当时还尚未登峰造极），误以为通过引入预期、预防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等概念，就可以改造“古典的”货币理论了。“预期”的本质在于引入时间框架；“预防性需求”的要害则在于风险，它基本上等同于有限理性。“投机性需求”的关键则在于对资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引入。对于资产市场，我们无须在此多论。当凯恩斯把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放在一个框架之内来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时候，他显然以为自己是在直接地模拟、描述和研究现实经济，他并未意识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程。这种分析方法的本质就是把思想作为一种可以与物质相并列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这个过渡需要借助于算法理论。对此，我们将转移到7.2.8 节来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