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论的缺陷及其批评

截至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正面地、直接地论述货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论述固然是在已有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它现在可以视为“算法的”了。与关于实体经济的论述相比，算法式的（极为初步的）货币理论与已有货币理论的一致性比较强，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特色。这种特色是由算法理论所带来的。现在，我们要通过对已有货币理论的评论，再来看看算法理论可以贡献些什么新东西。

迄今为止，最引人瞩目的货币理论可能就是所谓的“货币数量论”了。这个理论起源于经济学的早期，它涉及众多的学者。各位学者所表达的意思不尽相同，并且不乏合理之处。它的中心意思是这样的：货币的数量决定物价的绝对水平；货币数量多，物价就高；反之，货币数量少，物价就低。货币的数量只决定绝对价格水平，而相对价格水平则是由商品市场的状况自行决定的（此即“二重定价过程”）。

然而，这个初听上去颇为合理的学说蕴含着一个实质，就是它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颇为隐蔽的因素，因而也就忽略了货币的高级化过程。与此相一致的是，“纯粹的”货币数量论实际上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它否认货币可以具有真实效应，而只是把货币视为一种用来进行衡量和计算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把货币理解为“计算货币”。考虑到当时的货币事实上都是商品货币，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复述一下：先将货币理解为一种进行思想和计算的工具，然后再否定它的真实价值，这就相当于不承认思想的经济价值了。笔者认为，这显然就是货币数量论的精髓。基于这种思想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数量只会影响币值，因而，货币数量的变化产生的效果相当于我们业已讨论过的币制的改变。这种论点其实是完全不理解货币的性质、“货币数量”的含义以及货币数量的重要性的。这种理论被冠以“货币数量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然而，由于它所具有的这一“灵魂”，它已经与后来的新古典主义遥相呼应了；这注定了该理论将会具有“远大的前途”。

因为缺少同时包括流量与存量在内的统一分析框架，货币数量论遭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批评。在这种批评声中，它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己。现在，我们来到了新古典时代，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都被提出来了，这表明流量与存量因素大都逐次地得到了考虑。但是，货币数量论是否因此就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了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除了即将论述的凯恩斯革命之外，笔者至少还可以举出两个理由：1.货币流通速度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般文献所强调的是，“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尽管承认货币流通速度易变性的学者们是很多的）。这种强调具有一种含义，即鉴于“正常状态”是“大多数情况”，这就表明（重点强调货币数量而忽略其他因素的）货币数量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因而也就是可接受的。2.货币的真实效应得到了承认，但强调说，这是“短期的”；在长期内，货币仍然是中性的。这种观点在古典时代就有许多信奉者，在近现代则不断地得到强化，以致曼昆在其著名的教科书中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来予以提出^[7]。

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对于新古典框架的明显的附和与“归附”：由于“正常状态”是大多数情况，因而，“不正常的”（也即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状态就被视为少数的和病理性的，于是“在原则上”也就可以不予考虑了，而重在强调货币数量的论点于是也就变成“正确”的了。这就好比进行投票，多数派用选票把少数派打倒了。同理，由于货币注入“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于是，那个未引起通货膨胀的过程也就只被视为暂时的，通货膨胀才是最终的“获胜者”；它才是“常态”。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时际不平等”“状态不平等”和“情境不平等”的做法。这是一种蕴含在那些貌似“合理”和“清醒”的“科学论述”中的密码。货币理论原本可以导向一种健全的动态经济学，但它却最终屈服于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压力；一种反静态的学说却被用来宣扬静态性。这足见后者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科学理论可以被用于宣传哲学观念，可以在理论之外做出歪曲的解读，这便是一例。(www.xing528.com)

上述倾向继续发展的现代版本，则是所谓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学说中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新古典主义密码”：经济在原则上不需要政府干预，而货币则是一个例外；鉴于货币数量“有时”具有实际效应，因此政府必须积极投放货币；实际效应是可以消除的，这就是当货币投放数量维持“适度”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适度的货币投放就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按照某种比例或者固定机制所进行的投放；这种适度的投放不仅可以维持繁荣，而且可以消除危机。

让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货币主义的含义。货币并不总是中性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是中性的。刻意地强调这个“可以”再次表明货币主义者试图把货币视为与普通商品不在一个逻辑层次上的怪物。这是一种退却，但也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证明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性”的方法。对于货币主义者来说，这种“证明”似乎就足够了。这种“方法”如今还在继续发扬光大，它充斥于各种经济学文献。无论那些文献中所描述的现象以及所展示的理论多么离经叛道，但大都以与（同货币中性相一致的）“均衡”发生关系为荣。这就好像在过去那些年中，我们平时大都过着拮据的生活，但每逢国庆，总要准备一份礼物，向国庆节“献礼”；这种“献礼”保证了我们都是“爱国者”。市场是好的，不好的是掌控货币的官僚；只要官僚行事适当，市场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问题，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政府官员通过行事适当而证明自己“无用”以及证明市场自身可以运转良好的戏剧性的方式。这种逻辑是极为诡辩的，它是一种“通过重视货币数量、实则否定货币数量”以及“承认流通速度、实则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把戏。弗里德曼对货币主义的论述，与他对于实证主义的论述异曲同工，就是把极端化、强词夺理以及诸多意识形态密码潜藏于大量比较合理的科学工作之中，一起兜售给读者。

承接上一小节末尾的话题。这种厚此薄彼的执拗态度，实际上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了经济学“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形象，即当经济处于正常状态时，经济学家们开始“发力”和起劲；而当危机来临时，经济学家们也就立刻闪人；当经济走出危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还要扮演一下“雨后送伞”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