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制的优点：连续交易避免大清算

早期思想的一个严重错误，是把价格的形成看得特别重要，却把价格的变动视为枝节问题，甚至把它视为干扰分析者得出正确结论和抓住真理的消极因素。为了清理这个错误，现在有必要倒转过来，而把具体交易中任何单个价格的确定看作比较简单而随意的过程。我们可以认为，价格的确定是在持续的动态调整中才变得比较完善的；最为重要的不在于任何单个价位的高低，而恰恰在于这个调整过程本身。这就是动态经济学所要建立（或者吸收）的基本观点之一。

任何单个价格的确定都不能视为一件考虑得极为周密的事情，即使这对当事人十分重要，他对此处理得十分慎重，已经竭尽全力了。当事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并不能作为充分的根据，用来否定“价格的决定客观上看来是相当随意的”观点。除了信息获得与计算能力上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举出诸多理由，来说明这个观点。

理由之一与我们在6.5.5 节所论及的对于会计核算体系的看法有关。无论企业还是消费者，他们做出买卖决策的关键考虑并不是成交价格是否符合某种观念或标准，或者是否在理论上“正确”，而是“过得去就行”。这个决策足以支应他们所处的局面，实现其目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其中细节的话，也就可以发现，现金流动的因素往往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消费者一般不可能购买他们在现金上付不起的东西，而企业的收入至少也必须能够支付其现金支出。这就好比血液一样，没有它的流动，生物体也就无法存活。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详细论述。

由于交易意味着商品所有权的转移，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件事事关重大，非要做出一个彻底的、像样的解释不可。可是，经济学家们忽视了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市场是常年开放的，交易通常是连续进行的，所以，每个单个的交易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进行“大审判”“大清算”。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个人并不需要关起门来研究商品的终极价值，他将同时观察别人对于同类商品的估值。假如市场价格或者别人的报价是可以接受的，他就无须多研究诸如“商品的价值”这类有点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了，他对商品进行估值的任务也就大为减轻了。这将允许并鼓励当事人在决策时更加大胆地、随意地甚至草率地行事。因为，假如（通过某种神秘的渠道得知）他的估值错误，他还可以期待以大体相近的价格再把它买回来，他所付出的真实成本不过是交易费用加上可能的（通常比较微小的）差价损失而已。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人们知识的相互依赖性”这个话题。这个观点的含义一直未能得到正确的揭示（即使在奥地利学者们中间）。其二，与上述观点相连带的是，当事人将会有意地把商品交易尽可能分散在各个期间进行，以便让每笔交易的规模比较小，风险比较低。当事人不会贸然地替未来作决策。他将会对每个相对小额的交易决策抱持尝试的态度，又会在日后对每个前期的决策有所反省和总结，以图改进。总之，新古典学者们所设想的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一锤子买卖，将会被分散和串行的方式来代替。用俗话来说，这就是：不怕犯错误；犯了，改正了就是了。这是导致交易动态化的因素之一。

主流学者们也许仍然不会同意上述观点，他们可能仍然还会强调，价格机制有多么“神奇”，价格的内涵有多么丰富，不同商品的价格相互匹配得多么精密，以致可以达到“无套利机会”的程度，等等。对此，笔者只能再强调一下，当我们观察到这些积极的价格现象时，这只能被解释为在我们目力所及的那个地方，人类自古以来所累积的知识发挥了它的威力；在长期历史中，这些知识被反复检视和纠正，以致其中的差异、矛盾和不完善之处被减小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而“我们”作为观察者也是被这个知识体系所装备起来的，我们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来自别处的掌握其他知识体系的人。因此，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也就容易认同这种成果，而较少质疑它。主流学者们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了价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效率，他们误以为，这是当事人现场进行临时计算的结果，这种效率是在一瞬间达到的，而不是累积的。我们持有这个解释是有大量证据的。例如，少数族群与不发达族群原本与现代社会差异较大，但在与现代社会相互交流之后，就会融入其中。少年儿童原本对于成人社会持有较多的质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也都会融入其中。除了那些表现出效率的地方，价格机制也表现出大量非效率的现象。价格机制总是在人数较多的地方表现出效率，在人数较少、竞争性较弱的地方则否；价格的确定也总是在老产品上表现得较好，而在新产品上则否，等等。

价格总是通过在其丰富的数值之间不停地进行“变动”来表现出它的优点的。一个卖家要想通过调整其他交易条件（例如交货地点、付款期等）来吸引买方，固然是可行的，但一般说来，这些其他手段都不如调整价格那么便利和精确。价格可以一分一分地增加，也可以一元一角地减少，因此，这往往能够比其他尺度更为精确地反映买卖双方的对价关系。这就好比发动机中的活塞，虽然其他零件也都在运动，但哪个也没有活塞这样活泼好动。活塞的优点不在于它能够停留在某个位置，而在于它能够连续地运动。价格又好比黏合剂，它通常都是液体或半液体的。当用来黏合其他两个或数个固体时，它可以沿着这些固体之间的缝隙流动，任意地改变自身的形状，从而最大限度地适应各个固体物的边沿，以便固体物之间充分地接合起来。价格也好比地层中的岩浆，当岩石之间的压力足够大时，它会从某个缝隙中喷涌出来，从而避免地震的发生。假如没有这样的岩浆，则地震就会更加容易发生，破坏性也就更大。又假如人们看不到岩浆的运动，那么人们也就对自己所处的险境知之更少了。

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理解为一系列的调整过程，那么，办法之一就是，划定一个制度的大框架，然后，让当事人处于其中，自由行动，自主行事。这并不是因为当事人具有比任何一个观察者（或者假设中的可能的指挥者）更为高超的能力，可以做得更好，而是因为当事人最为贴近他所要处理的具体对象，他可以更为精细而及时地了解那里的信息，可以及时地与对象互动，及时地应对新情况并做出策略上的改变。假如由某个中心来控制这一切，时间上很可能是来不及的，其结果就可能很糟糕。笔者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们实际上都会同意，价格机制的有效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诠释“自愿”与“自由”的含义。当事人自愿选择交易与不交易，自由洽谈与选择交易条件，必定会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比如，当事人会因为能力不足而做出错误决策，当事人会把资源用于实现邪恶的目的，等等。但是，信息的分散性要求我们一般必须信赖当事人，必须信赖他就地所做出的临时决策。这是因为，大体说来，只有当事人才能比较恰当地遴选交易机会，并比较及时地完成交易。交易绝不能随时随地地进行，只有经过精心选择与构思的交易才会获利。主流经济学对于交易的诠释是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利益并不是“交易”本身带来的，并非随时随地进行交易都会获利。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当事人排除了那些不能获利的潜在交易机会，抓住了能够获利的交易机会，交易才获利了。当经济学家们说“交易能够获利”时，这不过是在说当事人通常大都会取得成功（为什么？这是一个有待于解答的算法式问题，将在7.5、7.6 节进行讨论），而观察者与当事人中的主流意见通常也都比较一致而已。当市场扩大以后，当事人面对的材料更加丰富了，选择更多了，他能够创造出新的交易与获利机会，这就好像他做其他事情也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样。只要我们理解了知识发展本身，理解经济的这种发展现象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说过，多种不同因素的组合都可能对应着同一个价位；经济状况变化万千，价格却可能仅作往复的运动，因此，价格的表现力是有限的。这也可能会被主流学者误解为反市场的论点。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又一个迷误之处，因为，他们完全把赌注押在了价格机制上。市场机制的效力绝不仅仅在于价格机制本身，当事人要接收除价格信息以外的其他多种信息，要进行多种类型的结构化计算，要得出除了“定价”之外的其他多种决策，并展开除了交易之外的其他多种行动。应当说，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具有“价格”这样一种手段，而且在于具有除此之外的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并不能完全相互包含。当事人把这些手段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们应对世界的综合性的方法体系。这个方法体系远比单纯的价格体系更加丰富而有弹性。价格信息是相对简单的，要是计划者们连价格都处理不好的话（事实上也是如此），怎么能够指望他们会把其他信息和其他问题处理好呢？所以，要处理其他结构性的问题，也就要更加依赖这种自由的经济制度了。许多观察表明，正是在应对许多复杂的、结构性的、高难度的、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估一个人才的价值，如何判断一个候选人是否适任，等等）方面，自由市场（或者说“自由经济体制”而不仅仅是“市场体制”）才表现出了重大的（甚至压倒性的）优势。市场常常能够有效地解决诸多在智力上高度困难的问题。权威部门所进行的判断与决策，一般都要基于某种客观的、明确的理论，而市场则采用诸多主观的、含糊的、相对的、不规则的、易变的但却能够行得通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后文中要继续予以探讨的。

【注释】

[1]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2 页。

[2]James D.Gwartney，Richard L.Stroup，Russell S.Sobel，and David A.MacPherson.2006.“Microeconomics：Private and Public Choice”.11th edition.Mason，OH：Thomson，page 5.转引自Roger E.Backhouse and Steven G.Medema.“Retrospectives on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23，Number 1，Winter 2009，Pages 221-233.(www.xing528.com)

[3]如果抛开汉语语词的特殊性，则经济学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研究与货币相关连的事务的学问”。

[4]在继承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似乎是杨小凯教授最先明确地提出了“界定和行使产权时的模糊程度”这样一个关于“柔性数量分析”的概念（参阅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张玉纲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230 页）。

[5]企业主承担着诸多难以有效委托出去的职能，这是朱镕基总理主张国家必须在督导国有企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著名立场的一个认识基础。这个论点不仅可以用来解析职业化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议题，也可以广泛地用来解析诸如“专家治国论”“选民与文官体系”之类的议题。算法理论则是这一切工作的总基础。

[6]参阅［美］赫伯特·金迪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

[7]对于老于世故的生意人来说，商业成功与盈亏的奥秘，往往在于那些不大受人注意的细节上。这是因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于“主流”与“枝节”部分的关注度有所不同。用俗话来说，“台面下”的事情有时候比“台面上”的更重要。

[8]对于这个观点，张五常教授在他的著名小品文《卖桔者言》（载张五常：《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9 页）中通过讲述亲身的卖桔子经历而做了十分生动有趣、且深入浅出的表达。

[9]引自［美］詹姆斯·M·亨德森、［美］里查德·E·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数学方法》，苏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208 页。略有改动，文字注释为笔者所加。

[10]这就好比电视剧与小说的差别。小说的叙事依赖于读者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其场景只能在脑中虚拟地形成；而当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然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就会变得轻松愉快，甚至愿意花费较高的代价来欣赏它。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信息技术所导致的视听作品制作、传播与欣赏的便利化，已经使得文字作品显著地衰落了。

[11]引自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2013/press.html，原文系英文，由笔者自译。

[12]参阅［美］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