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经济价格变动的历史和长期特征

纵观中国经济近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许多重要而有趣的价格变动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注意。

例如，与房价的上述走势相反，大多数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似乎总是趋于下降的。这些产品位于制造业的下游和价值链的后端，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一种新品刚开始上市，其价格一般总是较高，只有少数高收入阶层才能享用。然后，竞争者与模仿者开始进入，它的价格也就进入了漫长的下跌通道之中。其间产品的使用开始迅速普及。新潮货变成大路货，似乎只需要数年（甚至数月）的时间，这成为现时代的一个特征。厂家阻止产品跌价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增加产品的功能，提升其质量和吸引力。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业、家电和通信业。而另有一些行业，由于所生产的不是热门商品，其产品价格在几十年间只有小幅度的上升。

十几年前，下游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看上去就好像上下游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似的。然而，大约在十年之前，这种关系逐渐表现出来了，初级产品价格开始进入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之中，一涨就是好多年。初级产品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产量一旦触及其短期生产能力的上限，价格就会飞跑起来，翻倍地上涨。于是，石油、煤炭、有色金属、原材料等行业迎来了一个“大时代”，经营这些产业的老板们同房地产商一样暴富了起来。同样受益的还有广大农民。由于食物消费的升级，饲料用粮增加了，各种农产品价格也都进入了长期的上升通道之中。人均收入增加之后，旅游支出大幅度增长，于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就可以在自家门口经营各种服务业，相关原始资源的拥有者们几乎可以坐享发展的成果。这种效应就好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同样的资源，现在估价不一样了。这个道理也体现在工资水平上。在过去这些年头，我们有幸目睹了劳动力数量由丰裕走向短缺的过程，目睹了劳动工资的日益上升，在经历了好多年工资水平的相对停滞之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终于开始扩大了。

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水平在长时期内的涨涨落落，是颇为有章可循的，它们都应当是经济学者们努力去揭示的经济规律的组成部分。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必然就要把目光投射到经济史上，就有必要详细地搜集和研究各个年代、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真实历史资料，从中寻找种种蛛丝马迹。这种经验的总结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对于各类经济行为者和政策制订者改良他们的决策都将大有裨益。其实，它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当事人也都是很有好处的。主流经济学通过各种渠道（微观的或宏观的）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过于短期和琐碎的议题当中去，从而忽略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短期行为上，则短期的市场表现也就越不容易把握，而长期的市场趋势反而变得容易预测了。这是因为短期的竞争过于剧烈，而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长期的议题则变成了漏网之鱼。当尤金·法马、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J·希勒于2013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们三人得到了以下的获奖词：“无法预测今后数日或数周内股票与债券市场的价格，但是，预测较长时期（比如三到五年）内价格变动的大致过程却是颇为可能的；这就是今年各位获奖者们的令人惊讶而又有些相互矛盾的发现。”^[11]这样的发现之所以“令人惊讶”，显然是因为那种把价格变动视为意外现象的经济理论，已经从根本上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出了主流学者的视野范围。已有的各种关于经济发展与价格变动规律的学说（例如斯密立基于分工的增长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12]，等等）游离于主流体系之外的时间已经过于漫长了，现在这些学说应当可以与核心理论融为一体了。而笔者尤其想说的是，这个研究领域其实是与“经济稳定”这个议题密切相关的。借用主流的术语，价格的变动与可预测性实际上意味着动态经济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经由学者们研究、发现和传播之后，它将被当事人用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也就会使得真实经济变得日益“均衡”起来——经济的稳定性于是也就得以提高了。(www.xing528.com)

算法框架是描述和分析信息与算法交替变动的好工具。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大体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然后，一种新信息、新事态、新发明或者新发现出现了，于是开始动荡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发散”现象。它打破了沉寂，动摇了现有的秩序。面对这种“冲击”，人们于是展开了新的调整、博弈、学习和互动。这个过程起初会比较活跃，导致价格相对剧烈地波动。然后，当人们之间达成比较广泛的共识，或者当事人（囿于知识的局限性）不再有能力采取新的措施时，局面就会逐渐地重归平静。主流经济学重点描述了人们之间达成共识的情况。在均衡点上，当事人确信经济事务得到了最佳安排，人们的行为相互匹配，社会呈现出和谐状态。这让读者们相信，除非再次经受外部的变化，否则这个状态将会稳定地保持下去。

假如每一个分析过程最终都以“收敛”的方式来结尾的话，经济学势必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暗示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是下降的。加之一般均衡论的建立，这种印象也就更为强烈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这是经济学需要突破的一个困境。我们采用了多条进路来突破这个困境。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把外观上比较平静的状态理解为某种在价值上“最优的”和“值得追求的”状态的做法是很不全面的。这种状态充其量只是导致平静状态的情形之一，有许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这种平静状态。比如，这种“平静状态”往往只是意味着人们在按照固定的模式反复地做事，并不意味着自己所处的世界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矿工在按照既定的方式开采矿产，矿产就会逐渐减少。农民在按照既定的模式种植庄稼，庄稼就会长高，而土壤可能会逐年变得贫瘠。“固定模式”的含义只是说人的行为方式是固定的，它无法阻止前一个行为的后果又变为后一个行为的基础。由于基础变了，同样的行为也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导致行为的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起初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日积月累之后，最终就会迫使人的行为方式（算法）本身也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社会的结构与面貌也发生变化。

另一种情形是，对于某种平静状态，当事人可能并不满意。他失望、迷惘、困惑，并寻求突破。这就是心与物并存的世界与单纯物理世界的不同之处——外表平静，而内心激荡着波澜。然而，当事人是谨慎的，他不会轻易地把任何新念头都付诸行动。为了降低创新的风险，他必须追求成功率。在他发起创新性的行动之前，世界仍将维持平静。算法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连续的过程——尽管其在物理世界中的表现是间断的和不均匀的。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社会过程也就不再是单调收敛的了。收敛过程将会被创新与发散过程所打断和打碎，两种过程有时甚至会相当均匀地掺和在一起，以致难以完全分割开。反映在价格上，循环的、单向的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走势相互交织，其总体运动状况在表面上必然就会显得凌乱而缺乏规则性。经济社会的变动具有一种永续的性质。在知识上，人们是在向着那无限的可能性进行持续的扩张。在这个背景下，怎么能够指望商品价格会静止不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