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原则下的人际关系与财富增长的伦理问题

本小节再来简约地论述一下有关效用与需求的几个专门问题。

在传统理论中，“效用”被定义为一种同质的“满足”，所以，这个概念的天然功能就是在商品的不同功用之间起沟通作用。现在，如果我们承认不同商品的不同功用是异质的，那么，只要我们不再强行地比较它们，也就不必恪守这个概念（以及诸如“偏好”等其他概念）。同样地，也就不必恪守“效用函数＋约束条件”的两分法。对商品的需求建立在某些生理机制以及人脑中的某些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在临时计算中，当事人只要对这些条件有所体察，有所分析，也就能够产生需求了。

思想介入效用与偏好的形成，加上思想本身在其运作过程中不断地设定诸如“目标”“价值观”等工具性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活动的所谓“终极目的”与“内生目的”混同了起来，而不再使它们之间完全呈现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例如，人生的目标往往是在自己的经历中树立起来的。人的道德信念有时候如此坚定，以致可以牺牲生命。又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笔者相信，对于致力于研究“内生偏好”的学者们^[6]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其中的逻辑关系如此有力，因而我们不再需要就此进行详细的论述了。

由于思想是自由的，一个人在做出某项具体决定时，他可能会联想到许多因素（例如替代性商品的状况，自身收入状况及其演变，等等）。新古典的原则是，全世界所有事项同时共同决定。这当然把相互联系的观点夸张到了极致。对此我们至少要作两项修改：1.当事人即使有此愿望，他也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因为有限计算速度的存在。有限计算速度就好比一个大小一定的篮子；纵使当事人想用它来盛装全世界的财富，他也要受到篮子的容积的限制。2.新古典的当事人主要依据价格信息来做出决策，这既是不真实的，也是与“计算速度无穷大”的假设相矛盾的。这是一种故作姿态。实际情形与算法的逻辑都要求当事人同时考虑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和其他信息。也就是说，当事人的眼光会超越价格体系，看到价格背后以及价格旁边的多种多样的因素。不能排除其中的某些因素（在经过分析之后发现它们）是相互等价的因而是重复的可能性，但另外一些因素则往往是平行的，而不相互包含。简言之，“篮子”的容积虽然有限，但其中的“物品”却可能来自很远的地方，并且是多样化的。

这当然包括了对未来的某些预测。当事人不可能试图去预测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他可能把那些具有某种显著趋势的因素纳入当期的考虑之中。这将导致投机活动。投机活动是衍生性的，它是“基于行为的行为”，因而，建立在原子式的“行为”概念基础上的算法理论，就是内生投机活动的适当工具。由于通信与计算具有代价，投机活动的强度必然会具有衰减的趋势。预测的另一个方面是人际互动。基于类似的原因，当事人可能会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来自他人的反应预先有所考虑，不过，这种考虑也会具有随着互动阶数的增加而衰减的倾向。当然，如果个人行为的影响力不很显著，或者出于其他难以尽述的原因，个人也可能根本不会预先考虑自己行为对外界的影响，而只是径直地展开该行为。

人际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也即他人的状况进入自己的“效用函数”。我们讨论了异质性效用之间的沟通问题，讨论了不同情境下的效用的沟通问题；不同个人效用之间的沟通，与此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个人既然可以对于不同的物理对象（器官的感觉、物体的性状等）产生好恶之情，甚至由此可以树立起某种人生的目标，这种效应当然也可以发生在他人身上。个人可以同情他人的遭遇，可以在自利的行为中适当地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可以主动地关心公共事务，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美好。这些因素都可能渗透到他的自利活动中。当然，渗透的方式通常绝不会是简单的和机械的，而是选择性的；也即，利他的因素可能在某些活动中考虑得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活动中考虑得较少。个人通常只是在遵照伦理道德准则的前提下行事，而不刻意安排慈善活动。因为“慈善”本身已经被整合在伦理道德准则之中了。(www.xing528.com)

这里还要提及效用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变动。“边际效用递减”是普遍认可的规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条“规律”为什么会得到普遍承认。先假设存在“边际效用递增”。可以推测一下，这必将引起迫切的、激烈的消费活动，消费活动将加速进行到发生递减的程度，然后才会缓和下来，相对地稳定下来。后一阶段的活动较前一阶段的活动更容易观察和捕捉到。这就好比我们观察街道上行驶的车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观察到正常有序的行驶，不易观察到疯狂或危险的驾驶，因为后者都在交通事故中迅速地“隐身”了。同理，慢悠悠的、其效用正在递减的消费活动容易被观察到，因为效用递增的消费阶段很快地“一闪而过”了。但这绝不表明不存在边际效用的递增，绝不表明效用总是递减的。由于结构性与异质性的广泛存在，无论对于单次消费活动还是对于消费活动的长期演变趋势，我们根本不可能论证效用水平的变化总是单调的。与此相一致的现象是，富人并不总是慈善的，财富的增长有可能把人的贪心强化到疯狂的程度。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这种贪婪。贫穷有时候使人变得大度，有时候则使人陷入禁欲和绝望的状态。这些效应也都是与效用递减律相反的。

总之，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简化和扭曲的世界尽可能地予以“还原”，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新古典的简化和扭曲主要起因于“一般均衡”的幻想。现在，既然我们要放弃这种幻想，还有什么必要再来扭曲世界呢？还有什么必要再来去除它的多样性和“不规则性”呢？

这个还原的过程也是重新解释现实世界的过程。作为一种一般观点，算法理论认为人的思想的现实状态（从而现实生活）是理性有限的个人在计算时间的压迫下而形成的。我们的各个具体论述都是在比较具体的环境中来具体地解释这个观点。

这种综合方法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不过，现实生活与真实的当事人本来就是复杂的，所以，只有是复杂的，才是真实的。建立在种种复杂因素基础之上的学说，才便于进行“实证检验”。的确，我们的模型中的当事人下一刻究竟将会做什么，对此我们根本不能确知；可是，一个坐在屋子里的学者，他也不可能知道屋子外面的人们将要做什么，这一点都是相同的。所以，能够显示或承认这种“不知道”的理论，就是合乎现实的负责任的理论。至于当事人下一步究竟要做什么，以及对于其他各种具体的问题如何来回答，的确需要到具体的环境与条件下才能进行研究。在我们的框架下，研究者还可以继续假设效用函数的具体形状，设定具体的分析环境，并设置当事人的知识状况及其种种决策模式；在此基础上再来构造比较具体的、有进一步解释力的模型，或者对已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模型进行梳理与整合，等等，不过，这些工作都只处于局部的、“高端的”或“应用性的”位置上。这就是“原理与方法”要显示的，而这正是当前的经济学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