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转入对生产以及企业运作的讨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表示为一个生产函数,本小节的任务是全面反驳这种做法。函数并非完全无用,但要澄清它的意义与功用,要把它放在适当的场合中;而在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绝不能把它放在优先的和主要的位置上。
在层级管理结构的指挥下,企业内部展开比较协调的运作,这种运作的协调性通常要高于企业之外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这种协调性对于商品生产很有好处。通常,工人们只是记住自己的岗位任务与操作要领,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完成特定种类的工作。任何工作都必定需要综合运用体力与脑力。当然,与物理对象直接打交道的只能是物质器官,大脑只能借助物质器官与外界间接地进行相互作用。商品生产,就是物质器官直接作用于物质材料的过程。也许,因为它们都是物质,这就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遐想,使他们误把商品生产过程视作与简单的物质运动差不多的过程;于是,就好比物理学家使用函数来描述物理规律那样,经济学家们也使用函数来描述商品的生产。
生产函数至少具有这样一些负面作用:1.它把关注点集中在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上,这就掩盖了生产中经济问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2.它掩盖了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性、灵活性、创造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宣扬了决定论,从而使经济学偏离了社会科学的轨道。
生产中的经济问题是很多的,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管理者所要决定的绝不仅仅是投入或产出的数量;数量问题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层级管理结构绝不仅仅意味着只有企业的最高层在进行思考和决策。最高层通常只决定最为重大的事项,这是一种常识。企业的决策权实际上是在各个层级上进行分享的。每个层级都对下级做出规定或指示,即哪些事项必须按照所指示的固定方法来进行处理,而哪些事项则可以随机应变,甚至听任下属自由发挥。即使最为底层的工人,也总是享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首先不能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它既是由于上级无法事先有所预见因而不能事先给出详细指示的后果,同时,往往也是一种有意的安排。除了执行能力之外,上级还要对下级加以利用的,正是下级作为人(而不是物)所具有的灵活性。人可以相机地处理问题,有所发挥,有所创造,从而使得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得到比机器更为周到和妥帖的解决;否则,该员工所处的那个位置也许就该更换为机器(包括机器人)了。以这种眼光来看,组织也就不完全是一种垂直的结构,不完全是最高长官意志的简单的执行者,而是一种群策群力的结构。它既是体力的结合,也是脑力与智慧的结合。组织试图在压制人际意见分歧的同时,利用各个人分别拥有的智慧,把它们组合起来,从而发挥出完全自由的个人所不具备的力量。(www.xing528.com)
当我们来到这种更为全面的观点时,反对生产函数的理由也就更多了。这种观点意味着,即使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也并非完全可以由其中的某个当事人所预测、所控制、所把握、所规定。那么,何以见得这众多的行为,恰好拼成了某种如此完美以致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机制”?而且,这其中的规律恰好被经济学者非常高明地发现了?这种观点还意味着,组织的内部也会发生人际冲突,这种冲突只是在性质和程度上与自由社会中的冲突不同,而管理权威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消灭它。冲突会导致变动与创新。因此,任何既定的投入―产出关系,都可能随时会被破坏掉。主流学者们通常把创新设想得很罕见,其实,任何结构性的变动都可能意味着创新,而结构性变动是频繁发生的。例如,企业更换了一名新的车间主任,而这名主任可能采用与前任有所不同的管理方法,其本人也具有独特的性格;这会对工厂内部的运作造成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一部分后果则是对产出数量造成影响。有些变动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但是,只要是结构性的变动(不管是不是够得上“创新”),就意味着对于某个生产函数的否定。设想一个成形的生产函数,然后看看它在各种变动面前表现得何其脆弱,这是论证生产函数之不当的一种方法。
可能有人会说,有的企业会采用十分严格的管理措施,以致员工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几乎被杜绝,那么,这样的企业是否适合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呢?笔者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企业必然听命于最高层少数人的指挥,而这些人依然只能是我们所谓的“算法人”,他们头脑内部的知识不可能组织得非常完善,因而他们的决策不可能总是前后一致,没有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在前一刻所创造的生产函数,很有可能在后一刻又会被他们自己所破坏。
假如基于物理规律的规则性,来把生产活动设想为一个函数,这种念头从根本上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生产固然可以视作物(人体器官)与物(物质材料)的相互作用,可是,我们对于生产的描述,是按照这些物理现象对于人的意义来进行的,这与纯粹的物质运动不是一回事。例如,一个人的手掌作用于某个机器,则某种确定的结果一定会发生;即使我们(或者当事人)不知道那种结果具体是什么,我们也同样确信必定有某种结果发生了。这是物理学。然而,某个确定数量的原材料投入生产活动中,经由工人的操作,一定会产出特定数量的商品吗?在原则上,社会科学家们不能这样认为。这是因为,谁也不能确信工人们将会如何行动;即使最为严苛的管理措施,也无法完全保证工人们将会如何行动。工人们都有独立的大脑,任何身体动作都会经由大脑掂量一番,审查和反思一下。假如工人们改变了行为方式,或者他们故意怠工或破坏生产,产出怎么可能会维持不变呢?在这些情况下,难道有什么物理定律被违反了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情况通常较少发生,因而可以视作一种反常以致忽略不计,社会科学家们自己也不能忽略它;因为,这么一忽略,就把社会科学的核心对象忽略掉了,也就把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放弃了,社会科学就让位于自然科学了。尤其是不能把生产函数的存在作为一种涵盖一切的一般假设,作为标准理论或一般原理的一个要件;否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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