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过程的真实性及影响力

投资是一种行为，一种流量，一种改变现状的活动。当企业主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是虚空无物的，而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就是存量。存量原本就在那里，“投资”只是意味着改变存量的结构，也即挑选其中的某些事物，使其脱离原来的位置而聚合在一起，形成企业。这些事物相互靠近了，也就距离其他事物更远了；所以，这可能又意味着需要发起其他的活动。没有脱离存量的流量，流量就是针对存量的；这是我们须臾不可忘记的道理。

然而，与一般的消费活动或其他活动相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资”是一种比较大型的活动，意即：可以称作“单个投资活动”的那种活动，其规模通常远远大于单个的消费活动；它所涉及的资金、场地、货物与人员的数量都比较大。再次指出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呢？这里至少可以论及两点。

第一，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循环流动中，每个或每批次的消费与生产活动的规模都是较小的，因而它们都是比较连续地发生的。单一投资活动的规模较大，导致投资活动的发生是间断的。“投资”意味着一次性的、大型的购买行为；采购完毕之后，则进入对所采购商品的比较长期的使用（生产），而不会再继续购买了。从特定当事人的行为历程来看，投资活动的频次应该是相当低的；而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在特定的期间内，投资活动的总次数一定显著地少于消费行为的总次数。人的消费需求在时间进程中通常表现得相当均匀。例如，到了饭点，人总是要吃饭，而一天三餐的饭量也都变化不大。而投资需求则不同了：发现了获利机会就投资；没有发现，则不必强求。没有人像要去吃饭那样紧赶着去投资。换言之，事件之间的连接有时候是紧密的，有时候则是松散的；总之，紧密程度（柔性数量分析）是不同的，这是一种算法式的效应。这种效应意味着一个（业已被凯恩斯所重点指出的）重要的后果，即投资活动在时间进程中表现得相当不稳定，它是忽冷忽热、忽高忽低的。加之投资者之间的相互感染和相互强化，投资活动有可能大起大落。这被视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论，但是现在就必须予以提及。

与以上情况相对应的是，在人数上，企业主与企业家的数量通常都显著地小于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数量，因而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创办企业需要拿出大量的资本，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备的条件。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贫富不均的分配格局，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并做出解释的。而在政治上，这种人口结构既有可能导致富人侵害穷人的结果（因为富人容易联合起来展开集体行动），也有可能产生民粹主义的倾向（因为选票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

当然，在算法框架下，“投资”概念的外延要比传统上更为广阔，这是我们需要做出的补充。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能力，拥有记忆、知识和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做“资本家”。个人既可以投资金钱，也可以投资实物；既可以把体力活动“投资出去”，也可以把脑力活动投资出去，等等。“投资”概念的关键在于以当前的主动行为，试图获取未来的回报，因而它是冒风险的。在动态环境中，有的行为意在响应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其他行为，而有的行为则意在引起别的行为，试图获得响应。既然是“响应”，也就只能发生在该行为之后。由于（按照算法的原则）任何行为（思想或行动）都要消耗资源，所以，任何具有这后一类特征的行为，也就都是“投资”。借助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方式，每个普通人都在进行“投资”；只不过，每个这样的投资与企业主所进行的投资相比，其规模较小，因而不足以单独用于创办企业。

第二，意在创办企业的这类投资活动，由于其规模较大，也就值得调集智力资源予以支持。因此，无论寻找、构思还是评估投资机会，企业主不仅通常自己投入很大的精力，而且也会花费资金，聘请顾问，尽可能地做出详细的研究。在本小节的以下部分，我们再就这个问题作一点讨论。(www.xing528.com)

主流经济学通常都要展示一下“科学方法”在投资活动中如何进行运用。这类“科学方法”通常集中在项目评估方面，主要是对一些数量型数据的处理与预测技术。的确，假如运用这些技术的条件具备，它们应该尽可能地得到使用，以便获得某些比较确定的结论。但是，不幸的是，在算法世界中，数据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努力地去采集个别特定的数据也许是可行的，而全面地搜集所有那些在逻辑上必要的数据，一般是不可能做到的。统计数据更涉及整个行业、整个市场、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官方统计机构所提供的数据通常过于宏观和简略，不能满足具体的需要，而要想得到精确对应相关行业的统计资料，除非有官方行政制度上的支撑，单个企业又如何能够做到呢？对于未来的预测数据往往更加不靠谱。首先，这些预测当然是主观的，看似表格做了一大堆，其实基本上是依靠“拍脑门”的方法。其次，预测的一大困难是由“组合爆炸”所引起的：对各种条件进行不同的假设，会造成不同的预测结果，而影响项目运作结果的条件是极为繁多、不可胜数的，那么，预测的结果也就更加不可胜数了。最后，许多人都在那里“预测”对方的行为，此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为；大家都这样做的话，等于大家都决定不了眼下的行为；而一个尚未决定的行为，又怎么能够谈得到“预测”呢？这就是“预测”这个概念的荒谬之处。人们是一边走着上一步一边来决定下一步的，一般不可能对未来规划得过于长远和细密。这就好比在树林里散步，行走者通常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先规划好他的行进路线。他走一步看一步，行进的路线虽然弯弯曲曲，很不规则，但总不至于撞到树上。散步通常是能够成功完成的，但这既不表明散步的人事先知道并能够说出他的规划，更不表明旁观者能够做出预测。这是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长远的计划和成功的预测都会存在，但它们的意义、可行性与必然性也只能在这些前提之下来进行探讨；要在具体的分析环境中，通过说明不确定性如何相互抵消，最终转化成了某种罕见的确定性。

认识到以上因素之后，我们基本上也就可以断言，大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决策，其质量未必会比小型企业和普通个人强多少。算法理论对于普通当事人的行为所做出的推断与刻画，原则上是不可能在这里失灵的。大企业的愚蠢行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大企业都在经济高涨阶段大举投资，新建项目或者受让资产，结果，不出几年，一个个纷纷陷于财务困难甚至破产的境地。只要跟大企业内部的高管们多多交流一下，或者亲身体验一下其内部的运作流程，也就会自然地得出结论，即大部分企业的行为都是平凡的和平淡无奇的。

但这并不表明对生意的判断力与成功企业家的素质无迹可寻。有人把这种判断力笼统地说成“直觉”，把这种素质说成“天性”，这不仅不准确，而且具有误导性。判断力主要应当视作在个人的经历中不断磨炼出来的高度个性化的东西，它们大都是在具体商业环境中所总结出来的零散的“小技巧”，往往很难予以系统的、书面化的表述。要是一个成功的老板能够诚实地讲出他当初做出某个决定的原因（一般都很简短，而不是很冗长、很复杂），则听上去往往都很普通；只有具有相似经历的、从而对于他的处境具有深入了解的人，一般才会感同身受，深表赞叹。其他人则往往不知所云，甚至认为他在泛泛地讲“大道理”。这就是知识的具体化、碎片化、差异化与情境化的特征，是知识不够完美、不够理想的一种表现。商业机会常常也是与特定的个性相关联的。特定的个人通常对于特定的机会比较敏感。只要这些机会一出现，他就能够立即把握住，可以行云流水般地把有关的策略和资源组合起来，驾轻就熟地加以实施，从而取得成功。这都与他的个人经验和习惯有关联。但这并不表明这个项目便适合于任何人去从事，也不表明这个人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

商业活动与任何活动一样，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其合作与竞争的对象都是当事人的同时代人——除了年龄具有差异之外。这就是说，他们大都继承了来自前辈的特定的、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知识，又都不知道今后将会开发出来的新知识，同时又对当时所流行的知识比较熟悉。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投资决定的做出。生活于特定年代和特定国家因而对于当时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通常也对时人的心态和观点比较了解，因而，他们随时都在分享彼此的信息。一个生意人也许时常处于对投资项目进行掂量和判别的状态中，各种被他注意过的项目的实际表现以及他人的相关意见都不断地被他接收到，这些信息与他即将要做出判断的项目之间往往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他要判断一个新近获得的投资项目时，他常常只需要再增加了解一点儿情况，也就可以下结论了。无论单个人还是整个人类，都是在这种群体性、异质性和异步性的环境中取得生存能力的。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一个人可能很容易就历史上的某个投资计划究竟是否成功发表评论意见，但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可能很难对一二十年之后才会提出的投资项目做出表态。不过，可能没有人会要求他现在做出这个表态。所以，他只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对于现在的项目做出表态。他所要遵守的只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中的具体规则，所要迎合的只是他业已相当了解其趣味的客户，所要战胜的只是他的同时代竞争者。一个人只需要比其他人强一点点，往往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回报。这是他面临的实际挑战，也是他所享有的机遇。人做生意的本事，本质上也就是这么回事。这就好比奥运会上的射击选手，只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取得高分数，就可以赢得桂冠，从而受益终生；至于他究竟是否擅长捕猎，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