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主观多样性与实际算法

关于投资机会的评估，最后一个要强调的因素是企业或项目所带来的各种非货币的利益。经济学者们通常谈论消费者的偏好，而企业家实际上也是有偏好的，他们的偏好与个性都会体现在企业经营之中。例如，一个人放弃了高薪的职位，转而进行创业，原因不仅在于创业可能带来的货币化收入，而且也在于作为企业主所享有的个人自由、自决权以及相应的乐趣和成就感。企业的目标固然主要在于赚钱，但赚钱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这意味着管理学的主观性。

将各项预期的收入与成本项目相加减，就可以知道投资机会的可行性如何。这是传统的理论。的确，假如收入与成本都只是以货币来表示的数值，这个计算也就会很容易，答案也就容易得出（对此，经济学教科书中已经反复演示过了）。可是，天不遂人愿，事实情况一般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一个投资项目的所得与所失、好处与坏处、优点与缺点罗列在一张纸上，其中除了金钱数字之外，必定还有众多的文字叙述；金额可以相加减，而文字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结构性”的含义。

对此，笔者不能给出标准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而据笔者所知，实践家们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法。如果实践家们有这个解法的话，不至于如此保密，以致经济学者们至今仍然不知道。

那么，行文至此，经济学者们又该怎么做呢？经济学的著作还要不要写下去呢？经济理论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呢？这就是典型的方法论问题了。这正是算法理论发挥作用的时候。

第一，我们已经整理和重述了一些重要的事实，并对当事人的处境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所理解。我们与当事人共同到达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这些做法本身就是理论性工作的一种预备，或者是其一部分。新古典方法不面对事实，不从事实出发，而从空想的某种状态出发来进行反推，这是严重违反科学工作的常规程序的。不能理解当事人的处境和问题，怎么能够谈得到“解释现实”呢？(www.xing528.com)

第二，理解了当事人的真实处境和实际困难，也就会有兴趣观察他们此后的决策与行为，于是，现实经济活动才会像电影那样值得我们去“欣赏”“把玩”和感悟。投资活动一贯被视作充斥着主观性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来看看这些主观性究竟是怎样表现的。这时，现实生活不再显得纷乱了，也不再是令人烦恼的例外、偶然和特殊状态了，反而对我们具有了吸引力，变得富有趣味和奥妙无穷了。各种各样的实际投资活动及其实际所采用的算法都值得我们去搜集、整理和研究，它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野和框架中具有一定的位置。而且，越是特殊和极端的行为，往往不但无须视作例外，反而具有了尤其鲜明的理论意义。理论上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由现实生活直接提供答案。一句话，经验材料（数据、情况、算法和故事）具有了清晰的理论意义。

第三，以上论述还意味着，实际投资活动的多样性本身已经被我们给“解释”了。正因为投资决策是困难的，当事人才去模仿、随大流、讲迷信、碰运气，等等。真实当事人的困惑、计算与行为都必须作为一些“现象”来进行定位。理论工作的首要目标不是去替当事人解决问题，而是去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处于困惑之中，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投资决策理论在这里打住，可能是恰到好处的。假如我们提出了某种统一的、标准的决策方法（如同主流理论所演示的那样），而忽略当事人实际所采用算法的多样性，这反而不是在解释现实，而是在批判现实。可是，如果经济学者们连“解释现实”这个基本的目标都不能达到的话，遑论“批判”？

第四，我们当然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例如，可以分析某个具体的、真实的决策问题，或者假想某种具体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具体来寻找特定情况下的最佳算法（例如对某些博弈问题的求解）。这种算法当事人未必已经发现和掌握，经济学者们则可以将之予以发掘和阐明，然后推荐给当事人。经济学者们也可以在分类检视各种常见算法的基础上，来界定哪些是“主流的”或“基本的”，哪些是“次要的”或“衍生的”。可以说，主流经济学者们以往正是主要在这个层面和意义上来进行工作的。但是，一类具体问题解决了，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问题也都可以解决，因为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是无限的。看到一类问题，不能由此忘记了全局。重要的是记住“投资决策方法的主观性和多样性”本身。这既是重要的事实，也是重要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的“原理”。经济学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原理。在缺乏一般原理的情况下，经济学过快地陷入了具体性之中，并且借用具体性来遮蔽了“原理”。现在就是要补足“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