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所有权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与限制

人们谋求生存的最为简易的方法，就是摘取自然的果实。自然的果实有时候很丰富，有时候却相对贫乏。这就是传统教科书所强调的稀缺性。按照主流的观点，稀缺性导致了经济活动。我们首先要来扩展地说明一下这个概念。

稀缺性并不仅仅指有用物品的绝对数量的多少。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个人的需求、人口的数量到“总需求”的有限性。社会世界与经济活动的总规模都是有限的，这是算法经济学需要加以强调的。这种有限的总规模与自然界的总规模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不难理解的是，可以为人所用的自然物，只要在数量上显著地超过人类的需求，就可能被近似地理解为具有充足的、甚至无限的供应，例如空气就是这样。地球上的空气数量实际上并不是无限的。反之，自然物的数量只要被认识到可能有所不足，那么就会发起对它的争夺。

上述数量是指被当事人主观地判定的数量，而不是纯粹客观的、实际的数量。当事人对于数量的判断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可能是确切的，也可能是模糊的。并且，在存在时空因素的环境中，“稀缺性”尤其是指有用物品的供应未能到达需要它的空间位置，或者到达得不够及时。“远水不解近渴。”处于远方因而无法得到及时利用的物品，对于当前来说，就是无用的。

“稀缺性”是大多数有用物品的一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性质。许多自然物还具有其他不能令人满意的性质，数量上的不足只是一个方面。由于主流经济学特别强调数量因素，这些其他的性质就被隐藏起来了。这是主流经济学暗地里取消结构因素的表现之一。总之，自然的果实在诸多方面都不那么令人满意，这才是人们发起经济活动的原因之一。这尤其是指发起生产活动，对此我们稍后论述。

“稀缺性”尤其引起了人们对于自然果实的争夺。借助关于生产的知识，人们逐渐知道了其他许多不可以直接用来消费的物品，实际上也是有用的，其用途就在于它们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于是，争夺的范围扩大了。

这种争夺导致了所有制的产生和所有权的划分。各种稀缺的资源与有用物品，根据其历史渊源以及某些规则，被分别划分和定义为某些人的“财产”。这种划分和定义是通过法律制度来进行的，它同时具有自愿约定与强制的双重性质。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之上；有了所有权，才有了商品交易。商品交易，就是商品所有权的改变。

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眼中，制度一般不被看作思维弯曲的产物，而是完美理性的一种体现。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相当怪诞的。新古典主义者可以举出的一个“完美制度”的例子，就是所有权制度。所有权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显得那么必要和迫切，几乎到了毋庸置疑的地步。然而，这种认识不过是一种幻觉。这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理论框架决定了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的典型例子。用中国的俗话来说，这就叫做“灯下黑”。

让我们来概略地审视一下与此有关的各种浅显的事实，并品味一下其中的道理。(www.xing528.com)

首先，所有权作为一种“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产权），它的内涵并不总是很清楚的。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产权内涵的界定是历史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动和发展的。一个人虽然可以在名义上拥有某项财产，可是，他可以拿这些财产来做什么，来行使什么样的具体的权利，又要相应地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在不断地被具体的法律所明确、所规定、所改变。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具体的财产、商品、它们可以给所有人以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损害和影响都只拥有有限的知识；这些知识有的彼此矛盾，有时则会发生变动。鉴于法律的制订需要付出代价，社会一般不会就这些问题做出多余的规定，总是碰到什么问题，才会去考虑和解决它。根据不同财产与商品的具体性质，相应的权利规定往往也会有所不同。

在自然与人造物品的海洋中，财产与商品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已经界定了所有权的对象也是有限的。对于许多事物与对象，社会都不曾设置所有权。例如，对河水、海洋、垃圾与无人区的所有权大都不存在，或者界定得非常模糊。最为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范围远超我们通常用“外部性”这个概念所概括的范围。这种相互影响中相当比例的部分都用产权、人权等权利条款予以覆盖了，然而，还有大量重要的部分都处于法律未曾明确关注的状态；即使依赖于习俗，也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笔者要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经济活动不仅发端于人对物理世界的知识，从中发现了套取利益的机会，而且起源于权利规定的不完善。权利规定的不完善意味着可以“占便宜”，可以不付代价（或者少付代价）地享用某些资源，利用某些机制或者性质，等等。诸如所有权之类的权利规定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权利规定尚未到达的地方则提供了经济活动的方向。我们可以把经济活动理解为“钻空子”。企业家们都是尤其善于“钻空子”的人，他们对于制度的不完善性大都具有深入的、超常的观察和理解，并且特别善于利用这些发现。

举例来说，企业通过购买各种要素、生产和销售产品而获得了利润，而利润正是企业内部的种种操作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所取得的结果。假如能够对与各种要素、人员、操作以及条件相连带的责权利给予完善的定义或界定的话，那么利润应当被它们瓜分完毕才对。这正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思想。然而，各种责权利关系的界定是不完善的，无论法律的规定、习俗的约定还是当事人的意愿，都体现出对相关要素的功用估计不足，都只对相关要素的报酬提出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化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一笔不与任何要素报酬相对应的、“白白得来的”收入，即利润。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要反复论述的算法式的利润观。比较全面一些的说法是：模式化的要素定价机制会消灭某些创业机会，但又会催生另一些创业机会。

信息与知识的外溢尤其显著，以至于对它们进行完全的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设想的。例如，一个人无论兜售他的产品、情报或者发明，他都要让别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们。销售合同签订之前的这种兜售活动，对于其受众来说，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不设条件的。这就可能造成商业秘密的泄漏，引发竞争者的模仿。这绝不是枝节问题。有效的、有益的市场竞争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免费制度（也即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对任何利益都在事先就规定好分配方式。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另一个要害。

这个道理还可以从负面的意义上进行阐述。例如，由于司法能力的局限性，欺骗通常并不容易受到调查、认定与处罚；不那么明显和严重的欺骗情节，司法机关通常根本就不受理。不少生意人发现了这种不对称性，于是就把它用于获取经济利益。他们经常进行夸张的宣传，轻率地做出各种廉价的、本质上近于无效的承诺。所以，生意场上的骗子要比其他地方更多，这是一种生活常识。当然，生意人既可以把这种“钻空子”的本事用于消极的方面，也可以用于积极的方面。开发新技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在不同物理对象的不同属性之间）“钻空子”的行为，这是一切生意、企业以及一切人类活动的一个本质。

算法理论同时为说明权利规定和权利规定的不完善提供基础。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论：产权制度对于经济效率既是一种促进，也是一种束缚；人类对于产权制度以及经济效率的追求在原则上是没有止境的；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率，这就好比牧羊人的鞭子往东指，羊群就往东走；往西指，羊群就往西走。产权规定也并不是越清晰越好；在产权的清晰度^[4]与界定产权的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典型的例子是自助餐。自助餐中不限饭量的规定似乎鼓励了对食物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保证了客人以较小的价格享用了相对丰富的食物品种；其所采用的大批量烹制方法也降低了生产成本。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了它在特定的场合中仍然是相当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