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行为独立性与价格信息的关系

因为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对行为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把行为分为政治行为、法律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等。这些行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它们的具体特征各有侧重，因此，不同的行为也就按照各自主要的特征来进行定性、分类和命名。这并不表明一种类型的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其他类型的行为就不具有。例如，政治与法律行为中也会不时地涉及钱财问题，而经济活动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

哪些行为属于经济行为呢？典型的经济行为包括：商品生产、商品交易、消费、投资，等等。这些活动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流连于这些活动之中，从一种转换到另一种，形成一个行为与事件的链条；如此循环往复，延续生命。这种景象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有一种理论扭曲了它，使它变得怪诞起来。这个理论把它的焦点对准了商品交易活动，认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系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它暗示或者明示，商品交易活动几乎可以“代表”一切活动，一切其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都会汇聚在这里；而且，一切其他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交易活动，或者为交易活动所“替代”。这样一来，经济活动的多样性逐渐在经济理论中消失了，除商品交易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都变成了商品交易的背景；对于这些其他活动的研究，最终也都必须与交易理论协调一致。这就好比一出戏剧中有主角和配角，有序幕、高潮和结尾，其间存在着主与从、服务与被服务、衬托与被衬托的关系。这样的“剧本”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这种主从关系在新古典时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潜在因素）。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在20 世纪的登峰造极的发展，逐渐促成了这种扭曲。扭曲从哪里开始，我们现在就需要重新回到哪里去。从有限理性和有限计算速度出发的“算法经济学”，首先可以用来矫正这种扭曲。

这种矫正的办法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新古典理论所暗示的“交易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完全竞争以及价格最终可以囊括一切信息的“极端交易论”和“价格至上论”，只有在无限计算速度之下才有可能是合理的；“交易中心主义”和价格至上论是新古典主义的绝对真理观的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既然计算速度已经被假定（或者认定）为有限的，那么交易中心主义和价格至上论也就自然不能成立了。绕了一大圈儿，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点。我们现在要谈的理论，只是一种关于对象“不是什么”的“理论”。学术活动与当事人的思维活动一样，都是在巨大的付出和“浪费”之后才取得一点儿进步的。(www.xing528.com)

生产、交易、消费、投资，相互都不是对方，各自都有独立的内容、意义和价值。当事人在其中接收和加工彼此有所不同的信息，做出未必能够相互包含的决定。无论“一致”这个词如何来进行定义，它们之间都可能是不“一致”的。交易只是多种经济行为中的一种，当事人不可能时时处处做交易。用俗话来说，当事人“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只有到了恰当的时间、地点与事务进程的特定阶段上，商品交易才能进行；否则，当事人必将遭受损失、受到责难或者引发不协调。既然进行交易，就必然要有个价格。这个“价格”也代表不了太多的东西。由于当事人的信息与知识都有局限，而且迫于情势，他必然就会在定价问题上如同在其他任何决策问题上那样，采取现实的、妥协的甚至机会主义的立场。用俗话来说，“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商品价格的高低及其变动固然可以传递经济活动的某些“信号”，但这也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我们不可能从价格上看到太多的东西。当事人还需要同时观察和研究其他许多种类的信息（无论“台前”的还是“幕后”的），而这些信息也都是有局限性的。这些信息同样不能完全代表价格信息，它们之间通常也不能够完全相互代表，正如同价格不能完全代表它们一样。

在商品交易与其他经济活动相互比照、衔接、竞争和冲突等意义之下，以及在价格信息与其他信息相互比照、衔接、竞争和冲突等意义之下，我们再来看待交易活动的重要性，看待市场的重要性，才能比较恰当地理解经济活动，才能接近经济学的真谛。这就是：市场作为汇集买卖信息的地方，由于主要是人群的聚集，因而其中才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元素，于是也就特别值得我们予以研究。与之相对照，生产中的物理元素相对很多，这就不大有利于人文与社科学者在其中发挥作用。相应地，由于价格信息不仅是一种数量化的信息，而且主要是一种货币化的信息，它十分便于进行计算和深加工；同时，它又紧密地与财富相连，于是，在各种信息之中，就有必要予以相对较多的关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中的“市场”显然是作为一种标签或者“特征值”来加以使用的，而不是指把市场当作这个经济体的一切）为什么有优点，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值得选择，都要基于类似的相对性来进行论述。

这个相对性的框架打碎了我们构建简单化理论的梦想。我们现在必须研究每一种经济活动，不能再指望通过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单一环节或者单一面相的研究就来把握住整体。我们必须到各个角角落落中去，去观察那里的具体状况。同样，在具体研究的层面上，我们也不能求诸任何单一的信息或算法，就试图完成相关的研究。由于当事人是我们的同类物种，其思想对我们来说具有竞争性和对抗性，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社会对象是不可能被我们轻易地予以“化约”的。只有在我们的理解力达到这一步之后，我们才能重新起步，重新尝试如何来超越现实。这两种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