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事务的密切物质联系及其特性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说到“经济”，首先想到的就是诸如金钱、商品、欲望这些东西。人们为什么不首先想到选票、道德、戏剧等等方面去呢？这就表明，经济事务具有不同于其他事务的一些特征。我们不能把这种区分视为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区分即使不是十分重要，它也肯定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只是一时难以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是理性有限的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常见现象。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含混不清到明确表达，是思想演进的一种方式。因此，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尝试分辨这种区别。

一般的社会事务大都是精神性的，而经济事务虽然也需要借助当事人的思想（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却与物质或物理对象之间具有相对密切的联系；这可以视为经济事务的特点之一。在诸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最靠近物质和自然界，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它是“最不人文的”人文学科、“最不社会的”社会科学。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大都撇开物理元素来进行，物理元素只是处于背景和基础之中，而不是在舞台的中央。想想看，政治、法律、习俗、道德、语言、文化、宗教、哲学等，可不都是精神性的吗？算法经济学要说明的是，经济学也是精神性、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科学的潜规则是，与物质联系密切的、或者物理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性对象，被指派给经济学来进行研究。

为此，经济学就要关注物质、自然界、商品、物理化的人类活动（行动）、体力劳动、生产技术等。经济学家们也的确从这种关注中获得了丰富的成果。经济学则是这种成果与对思想的研究成果之间的结合。这是对两种平等的实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的结合。

与人的思想相比，物理因素具有一个特点，即它比较机械，不那么易变。就好比一个耿直的、死心眼儿的人，总是比较容易了解和把握的。所以，以研究物理因素为对象的自然科学，比较容易获得明确的成果，它所发现的东西甚至可以表达为高度简洁的公式。自然界总是执行它自己的公式，而不管它的“公式”如何被人类利用，不管人类顺从它还是对抗它，从它的身上获了益还是受了害。与之相反，人类的性格则十分易变。个人既善于审视他人他物，也善于审视自己，所以，人类行为的规律不易把握；即使一个人可以勉强地“把握”另一个人，那个人的行为规律也不容易以客观的、确定的形式来进行表达。这就好比即使甲可以成功地尾随乙的行踪，甲也不容易把乙的行踪路线勾画出来，更难以远在乙出发之前的较早期未卜先知般地把它画出来。用算法的语言来说，社会科学的异质性与结构性远比自然科学强烈，因此，社会科学文献只能以文字陈述为主，很少使用数学化的公式。理解了这两种极端情形以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或推知，经济学的性格为什么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经济学必定比自然科学更灵活，但它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呆板或机械一些。

经济学的这个特点，以及经济活动本身的这个特点，形象地体现在商品上。典型的商品是一种基于物质材料的人造物，制造者把他们的思想、技术、劳力和趣味“灌注”在商品之中，把商品做成了某种既定的、不易改变的、脱离了人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个事实的含义是丰富的。自然的物质材料一般都具有既定的、特定的形态和性质，在空间中占据了特定的位置，在时间上可以持续存在；这就提供了一种形象的和便捷的手段，使人们（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围绕商品来发生相互联系，而不必彼此直接联络。商品与人之间、商品与商品之间都具有天然的界线，不容易相互混淆。人们把商品放在一边，即使置之不理，商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技术也不会跑掉，也不容易改变。

反过来，在除经济事务之外的一般社会事务中，人们相对较少地凭借物质中介，社会事务往往直接体现为一些思想。人们把思想置于大脑中进行运算，然后借助通信手段进行直接的交流，然后就结束了。物质因素在这里并不扮演突出的地位。这种对比导致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事务中较多地包含着商品交易行为，而一般社会事务则不这样，商品交易并不是社会事务的突出特点。在主观上，从事一般社会事务的人们往往并不自认为他们是在进行交易；在客观上，这些事务本身也很难令人满意地概括为交易——尽管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和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是坚持这样认为的。

把思维性的对象像商品那样打成一个“包裹”来进行估价和交易，在历史上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典型的例子是诸如专利之类的知识产权。这种制度显然是受到了普通商品交易的启发，试图把思想直接当做普通商品那样来对待。站在算法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做法当然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做法如今流行于世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算法立场的确当性。这个制度创新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它表明在经济事务与非经济事务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一旦任何对象被以货币来进行标价和交易的话，即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这反映了经济活动在人们的心目中所具有的特性。

商品交换是一种数量上的交换，因此，人们也就不得不在“质量互变”的相对性框架中，较多地重视数量问题。由于计算速度的有限性，交换数量的换算有必要借助共同的参照物来进行，货币也就这样产生了。因为金银的生产难以满足商品交易所需要的货币数量，货币逐渐由物质材料转变为思想材料，即纸币和电子货币。这个历史事实大家都是相当了解的，但是，其中的科学道理还有待于我们在后文中详细地进行阐述。(www.xing528.com)

顺便需要插入说明的一个观点是，生活中常见的数量概念，实际上是多维度、多变量、多指标的。例如，除了常数、比例等形式外，还会较多地使用诸如“程度”之类的概念。任意地抓住任何一种现象，大都可以研究它的“程度”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不大能够容忍这一点。新古典式的概念大都是刚性的，要么具有清晰的数量特征，要么则完全不具有数量特征。随着本书的展开，笔者愈益清晰地认识到，算法经济学可以用来弥补这一不足，并且现实生活的这一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结构性、多样性与异质性其实是极为广泛存在的，以致当我们想要在性质完全不变的条件下来单纯研究数量的变动，几乎是做不到的（或者极为繁琐）。数量与质量变化常常是相互伴随的。质量的变化起初很微小，后来逐渐就变得不可忽视了。我们可以称此现象为“小型质量互变”。然后，可以用“程度”之类的模糊术语来描述这种混合性、交互性的变化，以便同时容纳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这可以叫做“柔性数量分析”。事实上，真实当事人通常就是这么做的，这也是真实世界的实情，现在我们只是予以“追认”罢了。

随着市场的扩张，许多原来不属于经济范围的事务，现在都逐渐地作为一种经济事务来看待了，这就必然地引起了一种猜想，即“经济”这个词语早晚将会概括一切的人类行为。这是个正确的命题吗？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思考和回答。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想象。由于新古典主义者总是一门心思地关注各种各样的收敛过程，因此他们总是看到对象积极、整齐、有序因而容易进行表述和概括的一面。在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人们对于市场的扩张以及市场的破坏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例如，并非任何对象都可以拿来进行买卖：选票不得买卖，人口不得买卖，政府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收费，金钱的运用在这些领域中都是法律所禁止的。爱情是买不到的；若要执意去买，结果只会让自己大失所望。揭去新古典主义的面纱是理解现实社会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有动机去研究蕴藏于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不那么规则的道理。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仅仅使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完全说清楚的。

与一般社会事务相比，经济事务还具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发现，经济事务总是较多地与人的种种生理欲望相关联，以致经济学就是从“欲望的满足”起步的。一般社会事务则较多地与人的精神需求相关联。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笔者认为，差别就在于，生理欲望与物质的特性之间有些类似，其特点是普遍的、简单的、直接的、机械的和循环性的，相对较少地具有人际差异。生理欲望与商品之间具有相对密切的对应关系。简言之，商品一般主要用于满足生理欲望。商品相对较多地含有物质元素，并且往往适于大规模的、标准化的生产。与之相反，人的精神需求是高度复杂和易变的，用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人或物既是高度精神性的，又是高度个性化的。例如，母亲给我的关爱是独特的，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提供的；其他人很难假扮我的母亲，几乎无法使我相信她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上的满足也就很难采用通常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达到。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社会活动，其经济上的特点也就不显著。

经济事务较多地与“自由”和“自愿”连接在一起，而社会活动则较多地与“义务”“贡献”“强制”等相连。经济组织中也存在着强制因素，不过，这种强制因素不如政治法律系统中的强制因素那样强烈。而当经济组织中包含着显著的强制因素（例如奴隶制）时，我们则往往把这种因素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现象来看待。这种做法本身表明，我们通常是如何来看待“经济”的含义的。

这些区分都是技术性和程度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一直强调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一致性，现在则把这个论题反转了过来，试图区分它们。这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观点。一致与差异是相互依赖的，“一致”是指有差别的事物之间的一致，而“差异”则是指有相似度的事物之间的差异。这就好比有一对双胞胎，我们既要指出他们是同一个母亲同时生产的孩子，又要说明他们俩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否则，我们对于这对双胞胎的认识就不具有基本的完整性。

这些论述只是一个引子，这是我们重新解读人类经济事务的一个开端。一个基于有限理性或有限计算速度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认知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打破了静态均衡范式的“真正动态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一门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市场经济的优点和缺点分别都是什么？新世纪的经济政策可以具有怎样的新思路？对于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现在就要开启我们的“算法经济学”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