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产生的多维元素和逻辑过程

以上我们提供了多种元素和逻辑过程，以便来理解和解释政府的产生。这个解释主要是说给深受理性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影响的主流学者们来听的。现在做一点总结。

关于政府产生与存在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严格说来，几乎是数不胜数的）。古往今来，大量的文献都对此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述。笔者暂且无意在此详细地罗列这些论述，也无意逐一评论或整合它们。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展到这个阶段。诸如外部性等关于政府起源的经济学说，我们已经在前文论及，因此这里也就不再重复。这里的重点仍然在于（例证性地）演示算法的方法，说明它如何与现有的概念和理论相衔接。现有的大多数理论诚然都可以用来说明政府的产生，只是，这些理论的基础本身还需要做出再说明。同样地，人们的诸多常识性认识也可以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是，常识也需要与理论衔接起来。

在知识、规则与主观性林立的算法世界中，政府是不稀奇的。只要把算法理论与常识和现有的理论衔接起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政府的产生。现实社会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设立的人们的想法也是这种“理论”的一部分，已有的政治理论也同样参与了政府的建构。另一方面，“政府”是当事人所发明出来的一种最优的制度安排；哪个人要是不同意这一点，那么他就要提出自己的设计，来说明如何可以在解决相关实际问题的同时，避免设立政府。这就把论证的责任推给了新古典主义者。算法式的论证其实是比较简单和单纯的。我们从非常简单和逼真的基点出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实际知识，再加上一定的理论推理，来解释社会现实。假如我们能够自始至终地进行确定的、密不透风的论证，我们很可能就会发现某种具有绝对意义的终极真理，从而超越当下的现实；这就违背了“解释现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假如人的行为完全不能容纳旁观者的推断，理论推断总是与实际行为相左，这也是不大可能的。理论推断的效力总是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我们既不可能以决定论的方式来论证当事人思想与行为中的所有环节，但也不会抓不到任何进行这种论证的机会，因而，完美的理论是不可能的，而理论家也不必只做描述和理解的工作。描述性、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工作必然是相互交织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分割的。

政府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种，关于政府的理论其实只是从属于制度与组织理论。自从产生制度与组织的逻辑启动的那一刻，产生政府的逻辑也就存在于其中了。我们可以发现，类似于政府的职能与运作方式，在企业等社会组织中普遍地存在。政府与这些组织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是技术性的。政府与国家同样只是各种级别的组织中的一种。在国际组织十分活跃的今天，“国家”也只是处于组织层级的中间位置，而“世界政府”的远景已经依稀可见了。(www.xing528.com)

组织与通信密切联系的特征是值得强调的。笔者以为，经济学者们对于制度与组织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通信”这个概念未能适当地建立起来。“有限理性”是导致通信具有独立理论地位的根本原因。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在经济学者眼中的区别，实际上是有意识的通信活动与无意识交流、半内在化等交流方式之间的区别。在完美理性的假设下，这个课题是很棘手的；而有了适当的有限理性概念，我们也就可以顺藤摸瓜，到达彼岸。例如，有了建立在通信基础上的缔约活动，也就很容易理解立法与司法机构为什么会存在了。

关于政府的另一个传统难题在于其与交易范式之间的关系。交易论是如此地流行，以至它最终扩展到了政治学和社会学之中。然而，连经济学者们自己还没有搞明白交易是怎么一回事，“社会交换理论”又怎么能够令人满意呢？“自愿交换”只能保证交换在当事人的眼中产生一时一地的利益。由于不可分性的存在，“交换”经常不能够发生。交换所依赖的制度与环境条件有时候并不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而是社会强加的，这就导致各个当事方从交换中所获得的利益可能差别悬殊，交换是否公平就会成为一个问题。社会交换如同经济交易一样，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成功地发生，因此，人们的关系并不总是相互的，有时候则是单向的，会有单向的支配、控制、剥夺和奉献。围绕政府所进行的“交换活动”更是如此。

与其他社会行为相比，政治活动深深地根植于人际冲突与主观性之中，因此，以刻画人际一致性为主要使命的主流经济学，怎么能够吞没政治科学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或者政治科学天然地属于那种可以包容冲突与主观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尤其需要与强调一致性和客观性的传统的“科学方法”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算法理论对于政治科学（或者政治学）是必不可少的。以下的例证式论述将试图说明，严格说来，离开了算法框架，将不可能对政治对象有效地建立哪怕最为基本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