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

两人及两人以上形成社会。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社会科学”，首先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当分析范围从一个人扩大到一人以上时，发生了一些与一人情形有所区别的新情况。这种新情况是什么？以下将要徐徐道来。不过，笔者要预先说明的是，这种“新情况”是不宜过分强调的。每种对象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当事人与每种对象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也就不一样，我们分析每种对象、每种行为与每个现象的方式方法也就有所不同，这是十分正常的。只有把人的思想看得十分特殊的新古典主义者们，才会对此大惊小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照而并肩存在的情况本身就表明，人、思想以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是平等的，至少人们在常理上是这样认为的。

当我们所注意的焦点由个人转向社会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同呢？一般的回答是，产生了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11]。这个说法当然是不错的，但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答案就在于：人们之间是不相同的。不但生理条件不同，而且思想状况也不同，故此，才产生了人际交流与互动的必要。如果我们认为在这两种不同中，思想的不同更为重要，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科学地刻画和论证了人际思想差别的算法理论，才是社会科学的真正基础。这个逻辑应当是无懈可击的。

人际差异实际上可以是非常广泛的。例如，两个双胞胎，即使长得一模一样，思想也一模一样，但他们只能处于不同的空间位置上，这就有可能接收到不同的信息，并与不同的物件打交道；这就构成了一种人际差异，因而，他们就有必要进行互动。更有甚者，个人具有相对独立的计算系统，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因而，即使他们在前一秒钟完全相同，在后一秒钟也可能不同。弟弟有心事，就有可能向哥哥倾诉，并与他商议，因为弟弟知道，哥哥可能会产生与他不同的见解和反应。

人际差异的一种变体，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群体相对于个人而存在，或者某些社会性的现象独立于人身而存在。例如，某种公共话题或时尚近来流行着，我们可以从媒体或陌生人的口中得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参加媒体的讨论，以及与陌生人进行交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话题本身。尽管我们确知不少人在参与此事，但我们却不很关心究竟谁在参与，以及这个话题究竟改变了那些人身上的哪些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人，而是话题与事务本身。我们有时候用“社会”这个词来指代一群数量与身份很不确定的人，以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思想意识——同时我们并不关心“他们”具体是谁，以及这些思想意识具体存在于哪个人的身上。

另一种情况是，社会现象脱离了人身而存在了。比如，我在读报，在上网，在起诉某家企业，在清点选票，在打理现钞，在设计服饰的样式。表面上看，我是在与纯粹的“物”打交道，实际上，其中的人际关系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某些这样的“物”（例如现钞）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承载思想与人际关系，此外就没有其他用途了。我与这样的“物”打交道时，虽然我并不确知我在与哪个具体的个人打交道，但我知道我一定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这种不特定的个人可以存在于很远的地方，也可能已经去世，或者尚未出生，甚至他还可以是我所期待或假设的。这些情况的存在既表明“社会”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怪物，也表明我们不必固守“个人”这个概念，不必事事都要从“个人”出发；因为，个人与他的产物之间已经有所分离了。(www.xing528.com)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自然物之间也可以相互作用，人际相互作用与之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区别就在于，自然物之间并不进行对话。我们一般认为，各种自然物只是按照它们的本性盲目地、死板地相互作用。或者，自然物（例如动物）之间即使可以进行对话，其对话方式与人际对话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并且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至今都是人所不能理解的。我们观察和研究自然，其实是人的思想与不同于思想的外物进行相互作用。而当我们研究社会时，由于研究对象是我们的同类，这就使得研究活动变成了思想与其同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思想之间可以达到远高于思想与物之前的理解和沟通程度。据此，我们知道，作为对象的人是有思想的，思想就是这些人行动的真正“指挥者”——尽管思想的能力有限，它并不能控制有关行动的每一个方面，不能阻止行动产生意外的或其他的后果，也不能阻止旁观者对行动的意义产生不同的认识。思想之间可以借助通信手段（包括对话）来进行直接的沟通，而不必总是通过观察对方的外在行动来猜测其想法。在此基础上，人际互动可以采取比物体互动更为丰富的方式方法；而我们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人们进行沟通和互动。

所以，一个认知的或算法的结论就是，通信在社会科学中应当占有优先的和核心的位置。这应当成为反行为主义的“认知革命”的一个应有结果。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被认为“很独特”的特征，都与通信密切相关。因此，下面我们就转入对通信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