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知识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解释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从教育体系移开。先看看教育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再略微探讨一下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发展与终身教育问题。

关于教育体系，存在着一个悖论：儿童思维活跃，屡屡语出惊人，而教育系统则把他们变得千人一面，循规蹈矩；而当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时，社会则抱怨他们思维呆板，不谙世事，缺乏灵活性与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悖论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得不传承已有的知识，又不得不打破已有的知识；社会不得不片面地传承某些知识，然后又设法弥补这种片面性。事情不可能安排得十分完美、和谐、平衡而又同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理解这种不完美和不可能性，这是有限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过来，一旦我们理智地觉察到这一点，觉察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则就有可能设法来改进它。

笔者的经验表明，新进入社会的毕业生们的内心充斥着强烈的冲突。一方面，教育使得他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知识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关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则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上。这种落差凸显了书本知识的片面性，凸显了学校中所教授的东西只是比较适合于学校教育而已，而绝不意味着这些知识可以单独帮助当事人在实际事务上取得成功。所以，毕业生们大都笨手笨脚，呆头呆脑，且眼高手低。越是学习成绩好的毕业生，往往越是如此。家庭与社会的期待较高，而个人必须从最基本的点滴小事做起；体验社会尚且来不及，却被要求取得成功，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冲突和压力。实际上，个人要真正在社会上达到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地步，一般都要经历许多年。而在此期间，学校中学到的知识已经逐渐变得陈旧，进修、深造和再教育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表。

缩短教育年限、使学生尽早与社会接触、同时实行终身教育的呼声由来已久。社会必须不断地找到一些方法，做出一些安排，以便减少这种“进程性的”冲突和浪费。学科与专业的划分显然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做出的，但这种划分导致了学生视野狭窄，联想与创新的能力差。学问家们需要不断地提炼各自领域的知识，并大搞学科之间的沟通与综合。另外，一旦我们深入地认识到现有教学内容的片面性，我们就可以再开发针对“剩余内容”的知识，教授学生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技巧。经过多年的历练，“傻乎乎的”书生们早晚会变得精明起来。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总结，这些发展起来的有用知识却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浪费了；到了下一代长成的时候，又要从头再来。这种浪费和重建的循环自古以来一直在延续。通过搜集和整理现实的素材，算法式的社会科学无疑可以致力于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使之系统化。事实上，关于这项工作，博弈论已经走在了前面。笔者认为，博弈论就具有“使知识分子开窍”的作用。这并不是指要教人学坏，而是教人如何理解社会，并明智地行事。用俗话来说，就是要“食人间烟火”。如果“书呆子”现象的发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关于人际关系的系统知识，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断言，社会科学真正的确立、发展和传播，必将大大地有助于改善知识分子的这种负面形象。

接续本节开头的话题。个人身心各方面的成长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别人就会评价说，这个人“成熟”了。如前所述，“成熟”这个词具有新古典主义的倾向。人的身体状态可以达到某种巅峰，然后开始慢慢地衰老，然而，人的思想却不会。知识系统是持续发展的，尽管因为受到生理基础的影响，中老年人大脑的计算效率会有所下降。不过，“成熟”这个词也是有意义的；正如我们可以在算法框架下挖掘新古典经济学的真实意义一样，我们也可以算法式地解读这个词的意义。这就是指，一个人出生以后，经过密集的学习过程，其知识和技能达到了成年人的平均程度，从而完成了由于前辈的衰老或死亡而需要进行的“知识重置”。这意味着少年变成了“成人”。此后，他被视为具有了相对健全的心智，因而具有了相对独立地进行决策、并承担决策后果的能力，因此，其他的成年人也就必须平等地对待他，而不能继续沿用针对一般青少年的训导性态度了。(www.xing528.com)

可以推想的是，“知识重置”得以完成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上新知识的增长速度（在总体上）要慢于个人学习旧知识的速度，否则重置是不可能完成的。从常理上来判断，这个条件是容易满足的，因为学习——尽管包含着对已有知识的重组、检验和修正活动——主要仍然是对知识的一种复制活动，它远远快于对知识的开发。这就会导致年轻人的知识水平早晚会追上或者迫近中老年人。“知识重置”过程大体上完成之后，个人便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知识增长阶段，甚至大致稳定在某个水平上。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成年人的知识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减慢。知识是一种工具，是供人达到某种目的的。由于知识的学习与开发都需要显著地消耗时间以及其他资源，个人就要追求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当现有知识产生的收益比较令人满意的时候，或者，当获取新知识的边际收益显著下降的时候，个人的学习态度就会转向消极。个人的一生不能花费过多的时间在学习上。受教育的年限、专业分工情况、知识的详细程度以及知识本身的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被决定出来的。没有这种经济上的压力，我们也就无法说明中老年人为什么会止步不前，而转向享受生活。由于思维的弯曲，一些知识（例如某些信念）专门用来助长这种情况，它告诉当事人哪个方向已经不必前进了，什么什么“必定”怎样怎样。如果这种知识是错误的，而它又被当事人接受了，当事人就会拒绝这方面的新知识，而变得又保守又顽固。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是说，个人的性格很早就会形成，并且终其一生保持不变。这当然是一种粗陋的说法，人的性格绝不会严格地保持不变。但是，计算的经济因素会导致人们优先地、反复地利用现成的知识，而现成的知识又会对日后新知识的产生和选择具有制约和引导的作用。也就是说，早期的知识比晚期的知识更有优势，早期的知识甚至可以扼杀晚期的知识。上述格言正好揭示了这个道理。围绕某个已有的模式或策略，个人会在使用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它，从而使得“路径依赖”现象得以延续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串行计算效应，这种效应与把所有可能的知识摆在面前以供当事人选择的情况是不同的；后者则是新古典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当然，出于不必复述的理由，这种路径依赖效应也必定是有限的。这既不表明遗传因素可以完全“决定”儿童的性格，也不表明个人早年所形成的知识可以完全统治他的一生。我们所强调的只是在生命延续的各个阶段上知识存量变化的速率与方式会有所不同而已。

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处于社会之中，他们之间的互动是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现象。由于新知识不断产生，年轻人会“抄近路”，优先地学习新知识，这就达到了“后队变前队”的效果。由于累积效应的存在，中老年人会在大多数领域中掌握权力，用老旧的知识领导当前的社会。革命性的力量受到压制，原因在于判断“何者正确”的权力不在革新派的手上。然而，每个人的“成熟度”都是有限的，在这方面比较成熟的人，在那方面可能就很不成熟。例如，一个广受尊敬的中老年人，却会因为一场不那么严重的疾病的打击而消沉下去，这反映了他在年轻时代所经受的挫折和磨练显然并不足够。因此，中老年人虽然有时候喜欢批判时尚和潮流，但有时候也不得不向年轻人学习。而另一些比较顽固的中老年人，则会忘记他在年轻时候的某些遭遇，而对当今的年轻人采取限制、批判和打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代际的民主就是很重要的，就有必要对中老年人的霸权保持警惕。当掌权者脑子里的知识很难再得到更新的时候，换知识就不如换人；社会就应当让装备了新知识的年轻人接管权力，而让旧知识随同老年人的下台而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