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与非理性：软件系统的运作方式

最后再来讨论一下直觉。

“直觉”这个词所强调的是，有关的看法或念头不是有意识地进行计算的结果；对于思想系统来说，它是不速之客，它是“跳进来”的，思想系统是被动地接收它的。这就与我们关于“非理性系统”可以视作一些“硬软件”的观点相联系了。首先，“非理性系统”能够产生与思想系统相类似或相匹配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其实也只是一些思想，因而可以为后者所用。其次，这种思想并不是在思想系统的控制之下产生的，或者并不完全受其控制。思想系统可能控制了它的前端，也即它的“输入”。思想系统可能放任某些已经进入大脑内部的信息直达它的输入口，或者，思想系统的某些输出正好触发了有关的“硬软件”，于是它就开始进入自动的计算过程，然后把计算结果奉献出来。这里的关键在于，“直觉”这个词的使用者强调，从输入到输出的中间过程，也即信息加工过程，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当事人不知道它的细节，无从探知其究竟。然而，这就来到了我们在5.2.4 节所表述的推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在有限注意力或有限计算速度的条件下，思想系统连自己内部的状况都无暇全面顾及，遑论“硬软件”？！进一步地，既然“硬软件”是思想系统所难以修改的，那么，假如存在一个大脑的设计者，则比较合理的设计就是，干脆就不要让思想系统关注“硬软件”内部的运作过程，不要提供内部的连线，不要向思想系统通报这里的情况，这样才能产生经济性，从而避免徒劳的、无谓的工作。这样看来，直觉系统的“潜意识”特性也就很合理了。“硬软件”的自动性也是如此。既然连大部分思想性的、“纯软件”的程式都是被授权或被默许自动运行的，何况“硬软件”乎？

由此可以推知的一个附带结论就是：无论“软的”或“硬的”，既然程式的一个特性就是其不受监察地自动运行，一般说来，当事人当然也就不能确知某种看法或念头究竟是来自“硬软件”还是“纯软件”，观察者同样也就不能确知这一点。不过，大部分“从脑子里冒出来的”看法或念头，可能主要都是“纯软件”运行的结果，思想系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退一步讲，即便不是这样，直觉也仅仅是一种计算结果而已，我们既不必忽视它，也不必崇拜它，更不必因此而不知所以，无所适从。

对于“非理性系统”、或者“硬软件”系统的分述到此为止，下面转入综述。

除了以上论述之外，从前辈那里遗传下来的精神性的存量，也许还包括其他东西。除了“硬软件”之外，也许还包括单纯作为信息与数据而存在的东西。我们也还可以在其他的题目（例如“潜意识”）下对其进行讨论——正如心理学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这些讨论之间或多或少也都互有一些重复之处。可以认为，这各种各样的精神性存在物，共同构成了人的先天的性格。在一些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不同个人的先天性格都是相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细节和程度上，个人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这些假设不应被视作完全独立于算法原理，因为，思想系统本身大致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观点或假设视作算法原理的一些相对次要的补充。这里使用了很多模糊语，原因在于，要想把这个领域弄得十分清楚，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为此努力了一两百年，所获依然甚少。重要的是理论。理论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了算法的理论与原理，我们暂且也就没有必要把这个领域搞得十分清楚。这里显然并不存在特别不同于思想系统的东西。

遗传生物学家们强调，个人以生物遗传的方式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资源和基本能力，其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它们是生物界亿万年进化历程的结晶，因此绝对不可小视。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不过，以算法的眼光来看，其缺陷也是非常显著的。仅凭遗传的本能来生活，对于人类来说是极为不够的。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的缺陷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遗传密码的数量庞大，那么，也就可以说，在人类社会中正常生存所需数据的数量更为庞大；因此，个人后天所获得的知识，其数量也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更为重要的是，无论生物遗传物的数量多么庞大，其地位多么重要，它们都不是意识可以直接控制的对象，因而对其重要性的强调并不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遗传工程学已经起步），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而思想系统则是受我们的意识直接控制的，意识可以直接建构思想，它是主动的和活跃的，它具有统揽一切的能力。我们只能让意识和思想系统在计算中、实践中、生活中、研究中——总之，在一切方面都处于统领性的地位。假如我们不这样做，也就只能坐等“硬软件”自行工作，而“我们”则什么也不做；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而且，“硬软件”也必须借助意识系统才能有效地工作；没有了意识系统，就好比电脑没有了中央处理器，那就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是了，“硬软件”也就会被浪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非理性系统”定性为一种“程式”而不是“中央处理区”，同时也不是简单的、以线性方式存储的信息，更不是指令系统本身。(www.xing528.com)

“非理性系统”与思想系统在具体计算中的协作方式，必定类似于纯软件的运作方式；我们甚至不必假定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重要的区别。人脑一旦运转起来，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的，各个区域、各个模块都会同时开动、运行；然后，根据软硬程式各自的需要，各模块之间展开数据交流，要么向对方请求数据，要么向对方输送数据。可以认为，这个运作过程与计算机内部也是相似的。强调一下，这种有秩序的结构与过程，仍然是串行计算方式的一种运用，而不能视作对串行方式的否定；串行计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得以实现的。如果计算的方式在本质上不是串行的，计算的速度和时间概念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算法理论也就失效了。科学家们研制出了“并行计算机”，可是，程序员们却难以为并行计算机编写合身可用的程序，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串行的。在原则上，并行计算（即同时有多个计算活动在进行）只能以多个串行计算交替使用中央处理区的方式进行；只有当某些“计算”不需要中央处理区介入的时候，其本身的活动才可以与中央处理区中的活动并列地展开。也就是说，多个并行计算其实是被某种统一的逻辑和机制所控制的，并行计算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经过授权而得以进行的。这是目前计算机中通行的安排。例如，在中央处理器（CPU）之外，计算机中分别配置有声卡、网卡和显示卡，这些卡上也都配备了独立的、其性能低于CPU 的芯片。平时，这些芯片相对独立地完成特定的、专门的功能，只是在必要时才与CPU 进行数据交换。在人体中，情况是类似的。例如，心脏与其他大部分器官一般都是自动地、相对独立地运作的，它们的工作处在特定脑区的直接指挥和控制下，无须思想系统参与。即使遭受外来冲击，局部器官也往往是独立地做出反应的。它会一边进行自主的反应，一边向大脑中枢做出报告。某些器官并不处于大脑中枢的直接指挥之下，因而只能进行单向的交流。例如，心脏只能向大脑报告某种感觉，而大脑却不能控制它的跳动，但另一些器官却既能打报告，也能接受“指示”。是否打报告，以及是否接受指示，这里面都有许多科学的（以及经济的）道理。如上所述，脑区的情况也是这样。

然而，也许出于对大脑与人体各个部分“各自为政”这一情况的迷惑，一些科学家提出了“联结主义”这一研究纲领。“联结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串行计算。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联结主义者未能理解到，串行计算并不排斥不同的计算之间互有矛盾，也不妨碍多个进程与任务的同时展开，不妨碍计算的模块化——它只是允许各个模块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尤其需要注意到，凡是模块化的部分，其功能的专门化程度都是很高的，因而运行的自动化程度也是很高的；换言之，都是比较机械的。这与那些不受大脑控制的器官的专门化程度很高的道理是相似的。生物体所需要的就是心脏不停地跳动，而不是让它接受大脑的权衡与应变。思想系统显然处于智能的最高层，它要处理的重点是那些不确定的、特别需要随机应变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社会组织中临时的、意外的和困难的问题都要交给组织的最高层来处理一样。这是一种“部分变量适用模式＋其余变量临机权衡”的分级作业方式。模块化并没有改变思想系统“统揽全局”的角色，因此，没有必要因为模块化的存在，就走向联结主义和平行论。这个道理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如果你认为大脑内部存在着多个平行的“中心”，那么，可以推测的是，假如我们把这几个“中心”完全分隔开来，思想系统则会再次发展出一系列的程式、模块和“次中心”，再度建立起自己的层级结构。其他的“中心”则不可能这样做，它们绝不会像思想系统这样快速地、生气勃勃地发育起来。

在传统的观念中，“非理性”是什么样子，“理性”是什么样子，以及在算法的框架下，我们如何比较轻松地实现这一整合，在这里都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现有的心理学与认知科学文献，从而把这个部分写得很长。例如，关于“情感计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做出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算法的论述与已有的认知进路的论述，在有些方面比较接近，但也存在重要的不同。不过，鉴于我们的论点与论证是如此地简明有力，已经足够支持我们往下展开其他的议题了，所以，我们暂且也就可以在这里打住了。过于细节化的论述也是本书的主题和篇幅所不允许的。在算法的论述中，在原则上，我们都把“非理性系统”与思想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都在思想系统的统领下进行工作。

这一切都还只是开了个头。也可以说，这整本书都是关于心理和认知的；这整本书的全部，也只是在这个议题上的一种研究进路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