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追求事物一致性的多元主义思想及其高阶一致性

在大综合的实现过程中，除了那些比较明显的道理，尚有两个要点需要做出强调说明。

第一个要点是关于独立性与混合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与我们的论述时时处处紧密相关的问题。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追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完全的一致化，这实际上否定了任何单个对象的独立性。世界就好比铁板一块，每个人、每件事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每一个局部的说明都严格地依赖于其他局部和整体，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现象世界被视作某些基本因素经过充分的相互反应之后的最终产物。而算法的方法是与此不同的。由于时间因素普遍地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方面，这样一来，就会广泛地发生“反应不够充分”以及主观性所导致的“错上加错”，于是，我们也就不得不在原则上认为，每一个客观对象都包含着其他对象无法代表的独立内容，主客观之间、以及主观世界内部都是如此。笔者称此为“科学的多元主义”。它导致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呈现为一种混合物，它允许我们不必凡事都要问个究竟，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只要具备某种根本性的相互一致，也就可以彼此共存。这是实现大综合的方式之一。这样的多元论貌似很肤浅，容易遭到轻视，然而，其实它可以概括其他所有的多元主义。例如，本体的、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我们是不可能最终去证明它的，这是我们通过认识的过程性而推知的，因此，实际上它是一个推论，而不是一个预设。它是认识过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认识过程之外的什么不相干的东西。而有了算法理论这样一个关于认识范围有限性的理论，如前所述，方法与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自然也就是题中之义了。因此，正如我们在《原理》中已经提及的，社会科学家务必需要认识到，时间、行为或过程必须作为“第一重要的科学要素”予以看待^[124]，而不是像现在的经济学那样，至今连时间都还未能成功地进入分析的框架之中。同样地，关于思想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命题实际上也只是有限计算速度的一个推论而已。

上述道理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说明。物体的颜色与重量之间是什么关系？磁与引力之间是什么关系？波与粒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物理学至今并未提供理想的答案。虽然其中的有些问题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无须提供说明，而另一些问题则被合理地推断为“应当存在某个正确答案”，可是，无论如何，答案至今的确还没有出现。然而，这并不妨碍物理学本身成为一门相对统一的学科。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在于当前物理学的各个主要部分并不是直接相互否定的——尽管各部分的独立性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它们仍然在“各说各话”。其次，这种共存和统一性是由客观物理世界本身所提供的，物理世界担当了用来沟通不同理论的“母体”。譬如，关于颜色的理论与关于重量的理论各自独立存在，因为人们没有发现物体的颜色与重量之间存在系统的联系或冲突，以致产生了需要进行沟通的必要性。这不被认为是一种不一致。最后，这并不表明物理学中不存在争论。争论只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尚未危及学科的共同基础。换句话说，严格地讲，学科的统一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越过了某种临界点，“统一”这种说法也就可以成立了。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多元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与统一的逻辑相结合；完全排除多元论的统一，可以认为是不可实现的。事实上它也是不存在的。

现在再来看看经济学。在多个主要的方面，经济理论都是相互冲突和相互否定的。新古典主义在本质上反对多样性，因而，以理论模型的边界作为分野，模型内部的状况与外部的状况是相互否定的。一种否定多样性的理论，是无法与不同于它的其他理论相衔接的，是无法与之和平共处的。为什么可以说算法理论完成了这种统一呢？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算法理论为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根本的一致性，以致我们可以认为已经越过了那个“临界点”。其次，算法理论本身是包容多样性的，计算展开之前的世界与计算之后的世界都是多样的。算法理论甚至允许它们相互冲突，而以更高一级的逻辑来统一它们。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指“高阶的一致性”。由于思想的实体化，算法理论自然就把时空概念引入了思想世界，从而可以使得不同的思想和平共处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好比烈火之所以没有引爆炸药，原因在于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时空环境，时空环境使它们“和平共处”了。这是“大综合”的一种颇为“特别”的方式。其次，在我们研究者面前的现象或思想可能（被我们认为）是相互冲突的，然而，由于“冲突”本身就是算法理论的一个结论，所以，它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而且，由于思想活动正在并将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冲突也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解决，以致转化为相互一致。在我们眼前的思想是冲突的，而论证这种冲突的合理性的理论与逻辑本身却是演绎的、连贯的和前后一致的。当事人对许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却是确定的，它合理地呈现于我们的理论框架之中。因为这种一致性是针对冲突本身的，我们称之为“高阶的一致性”。它既可以保证各种具体的经济学都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即使经过算法式的改造之后），又可以保证算法式的统一逻辑与之并存，还可以保证以上二者以“适当的方式”（当然，究竟是否够得上适当，还需要读者独立地做出评判）相互结合。需要认识到的是，一种要把冲突本身纳入分析框架的理论，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建立理论自身的一致性。就眼下的状况以及笔者自身的理解力而言，似乎舍此别无他法。各种反新古典的理论，之所以在与新古典的较量中屡屡败北，原因就在于这个道理未被阐明。一个要容纳矛盾的理论，自身却试图不包含矛盾，这就有引起自相矛盾的危险。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摆脱了这个负担，所以，在各个具体的争论中，它当然总是有办法来展示自己的“旗开得胜”。算法方法所强调的是，只有通过注入时空因素把矛盾的两面既相互隔离开来，又将之相互连接起来，才能获得一致性。算法理论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怎么来的，它通过思想的加工之后为什么还存在，未来大致上又将会如何演变，从而也就在这些矛盾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

社会科学是“关于思想的思想”，社会工程学是“关于如何调节思想的思想”。这样的思想类型有很多种类，而社会科学与社会工程学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思想单独或者与物理元素相结合，构成了社会现象，而思想则居于其核心。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努力去说明的观点。

最后还要强调说明的是，为了进行这种综合，在笔者看来，我们所提供的是最低限度的理论假设；我认为，算法理论已经无法再予以简化了，各个算法的元素是缺一不可、高度统一的，否则大综合将难以完成。

大综合之后的经济学将会是什么样子？从各个门派之中提取出来的合理元素是进行简单地相加呢，还是需要我们继续开辟和发展新的研究领域，才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是本书第三篇将要展开探讨的内容。在经过前两篇的长篇论述之后，笔者本人对于下一篇的展开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但愿读者们的心情也是如此。

【注释】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 页。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上卷，第5 页。

[3]同上，上卷，第10 页。

[4]同上，上卷，第16 页。

[5]［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朱泱等译，第14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

[6]［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下卷，第317 页。

[7]参阅贾根良：《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载《南开学报》2006（4），第95 页。

[8]参阅［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57-160 页，以及贾根良、黄阳华：《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载《南开学报》2007（4），第102 页。

[9]［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4 页。原文有部分着重号，省略号与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10]［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52 页。原文有部分着重号，省略号与注释为笔者所加。

[1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52 页，原文有部分着重号。

[12]同上，第145 页。

[13]同上，第98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4]同上，第121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5]同上，第123 页。

[16]同上，第131 页。

[1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26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8]同上，第140 页，原文有着重号。

[19]同上，第129 页。

[20]同上，第100-101 页。

[2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03 页。

[22]同上，第123 页。

[23]［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1997 年，第7-8 页。

[24]［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158 页。

[25]［德］罗尔夫·H·哈塞等编：《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辞典》，第151-152 页。

[26]参阅《美国大萧条》（［美］默里·罗思巴德著，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以及《美国货币史》（［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巴曙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等。

[27]这个观点表明“实体经济”这个术语是不准确的，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为了便于表达，本书仍然沿用它。

[28]据［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160 页。

[29]［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94-95 页。

[30]庞巴维克的用语，参见［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67 页。门格尔的用语则是“依存”，参见［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7 页。

[31]［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55-56 页。

[32]［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3]同上，第40 页。

[34]同上，参阅第77-95 页。

[35]［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15 页。该书的中文译者把原名“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改译为“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应属一种不妥。

[36]同上，第18-19 页。

[37]同上，第35 页。

[38]同上，第60 页。

[39]同上，第46 页。

[40]［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17 页。

[41]［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42]米塞斯说：“一定货币数量之效用，直接决定于货币之交换价值。”（［奥］米塞斯：《货币与信用原理》，杨承厚译，台北：中华书局，1966 年，第85 页）“我们在讨论货币之价值时，实不能采取整个社会之观点”（同上，第86页），因为“在此种情况下，一般交易媒介将无效用之可言，因而亦无价值之可言。”（同上，第86 页）我们可以把这种意见解读为：货币的存在本身是反新古典主义的。

[43]同时需要注意到，货币不是直接用来满足感官欲望的东西，因而它与一般的消费品有所区别。普通当事人关于是否持有货币以及持有多少等问题的决策，可以更多地予以客观化的决定。“效用”这个词用在这里，反映了作者试图把货币简单地塞入主流分析框架的倾向。

[44]［美］穆雷·罗斯巴德：《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载［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47 页。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45]门格尔的论述遗留了一系列问题：“精确理论”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还是人脑先天的“规定性”的体现？关于客观对象的完全的理论是否“最终”能够建立起来？是否存在人所最终不能认识的“物自体”（剩余）？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门格尔的回答明显地偏向于肯定（或夸大）人的认识能力。不过，他所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对象的复杂性导致了认识需要时间过程”这样的中立与科学的因素，因此，他的论点的缺陷是轻微的，主要是不够全面和透彻。

[46]［奥］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第25 页。省略号与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米塞斯对赫拉克利特的理解不够准确。赫拉克利特还说，变中亦有不变；这个“不变”就是逻各斯。赫氏的这一说法是非常“算法的”。

[47]同上，第36 页。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48]［奥］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第39-40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49]同上，第40-41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50]同上，第42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51]同上，第44 页。

[52]［奥］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17 页。

[53]［奥］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19 页。

[54]同上，第21-22 页。省略号以及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55]同上，第24-25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56]同上，第29 页。

[57]同上，第71-72 页。

[58]［奥］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68 页。(www.xing528.com)

[59]［奥］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第28-29 页。

[60]例如，知识和信念可以作为行为的动机，那么潜意识是否也可以作为动机呢？反过来，“自觉的行为”是否也有不自觉的动机呢？又如何看待行为的意外后果呢？既然行为具有意外后果，那么人的目的与意识的重要性又怎么讲呢？

[61]［英］沙克尔：Time in Economics，第23 页；转引自Ludwig Lachmann，“Capital，Expectations and Market Process”，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Inc.，1977，第82 页。原文为英文，由笔者自行翻译。

[62]以上各段分别见于［英］沙克尔：Time in Economics，第13、15、16、18、19页；同上，转引自第82-83 页。原文为英文，由笔者自行翻译。

[63]同上，第83 页。原文为英文，由笔者自行翻译。

[64]［英］沙克尔：Time in Economics，第23 页；转引自Ludwig Lachmann，“Capital，Expectations and Market Process”，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Inc.，1977，参阅第84-85 页。

[65]同上，第92 页。原文为英文，由笔者自行翻译。

[66]这种观点与我们在4.3.5 节第2 点所表达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67]Ludwig Lachmann，“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第232-233页。

[68]［德］拉赫曼：《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市场过程》，载［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15-116 页。

[69]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奥地利派的学者们把“个人”这个概念绝对化有关。例如，拉赫曼是这样来附和米塞斯的：“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则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德］拉赫曼：《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市场过程》，载［美］埃德温·多兰主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18 页）

[70]［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32 页。

[71]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三卷，第606-607 页。

[7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208 页。

[73]凯恩斯的名言“在长期内，我们都将死亡”这句话固然强调了短期分析与短期政策的重要性，但它显然不能被理解为对中长期分析的取消。

[74]［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3 页。

[75]［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21 页。

[76]［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8-139页。

[77]顺便可以再回溯到米塞斯。在他的名著《人的行为》（［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夏道平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中，米塞斯以时间偏好理论（即人们总是偏好或高估当前的财货，而低估将来的财货）贯穿全书的后半部，而这样的“偏好”，在有限计算速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理性地予以解释的。“偏好”是一种典型的思维弯曲现象。但是，当它被仅仅当作生理欲望的类似物时，相关的论述就充斥着武断和绝对化的气味。

[78]参阅［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110-112 页。

[79]参阅［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535-541 页。

[80]［美］科斯等：《契约经济学》，李风圣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53 页。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81]参阅［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82]参阅曼瑟·奥尔森：《独裁、民主和发展》，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第360-377 页。

[83]参阅［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绪论”部分。

[8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139-140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85]［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上册，第13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86]不得不承认，作为preference 或者bias 的中文翻译，“偏好”一词是很精当的。

[87]Faruk Gul.“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Eds.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Palgrave Macmilla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29 December 2008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G000210> doi：10.1057/9780230226203.0115

[88]出处同上，作者为Robert Bloomfield。

[89]出处同上，作者为Colin F.Camerer。

[90]Jan Werner.“risk aversion”，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Eds.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Palgrave Macmilla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02 January 2009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risk aversion：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article？id=pde2008_R000155> doi：10.1057/9780230226203.1443

[91]参阅《原理》第2.2 节。

[92]［美］保罗·格莱姆齐：《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神经经济学》，贺京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 页。

[93]例如，格莱姆齐这样来理解经济学：“经济学正是试图描述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任何目标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的数学方法。”（同前，［美］保罗·格莱姆齐：《决策、不确定性和大脑：神经经济学》，第262 页）

[94]参阅G·M·霍奇逊：《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洪福海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138-157；以及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载《学术月刊》2002（12），13-19。

[95]参阅贾根良：《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载《南开学报》2007（4），102-109。

[96]Witt，Ulrich.“evolutionary economic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Eds.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Palgrave Macmilla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30 December 2008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E000295> doi：10.1057/9780230226203.0511

[97]如果把“进化”的含义严格限于种子的变异，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思想不是以“进化”的方式来发展的，而是主要通过软件化的“记忆”和“复制”方式（包括社会性的传播）。由于使用了这种方式，在单个生命体的寿命之内，知识的更新和进步就表现得很显著。这是未采用这种方式的其他生命体所不能做到的。这一点再次表明了进化论的含混性。故此，在一般的论述中，笔者并不愿意十分强调算法理论是一种“文化进化论”。笔者更认为，“进化”（或“演化”）这个术语实际上只是强调了一种算法；该算法的特点是：不追求完美，而是先给出一个大致的尝试性的解，然后，在重复性实践中逐步改进。在《算法》中，我们把它归类为诸多“另类算法”中的一种。

[98]Witt，Ulrich.“evolutionary economic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Eds.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Palgrave Macmilla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30 December 2008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E000295> doi：10.1057/9780230226203.0511

[99]G·M·霍奇逊（Hodgson）：《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洪福海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第141～142 页。

[100]同样的混乱、迷惑和神秘化也发生在对“系统”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参阅《算法》第5.4.1以及《原理》第3.1、3.6节。

[101]G·M·霍奇逊（Hodgson）：《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洪福海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第152 页。

[102]转引自张雷：《媒介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22 页。

[103]同上，第52-55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04]同上，第55 页。

[105]转引自张雷：《媒介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8 页。

[106]例如，汪丁丁教授曾在《经济研究》2000 年第10 期发表论文《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

[107]John Conlisk.“Why Bounded Rati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IV（June 1996），pp.669-700.以下所有引文均由笔者自译。

[108]同上，第669 页。

[109]John Conlisk.“Why Bounded Rati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IV（June 1996），第669 页。

[110]同上，第670～672 页。括号内的内容以及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11]同上，第677 页。

[112]同上，第679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13]John Conlisk.“Why Bounded Rati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IV（June 1996），第682 页。

[114]同上，第682-683 页。

[115]同上，第687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16]同上，第687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17]John Conlisk.“Why Bounded Ration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XXIV（June 1996），第692 页。

[118]杨小凯：《杨小凯谈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6 页。

[119]新古典的完美理性模型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理想的甚至必要的参照系，不能把这种观点混同为，它就是“经济理论”本身，或者是与其他经济理论相共存、相竞争的经济理论“之一”。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与这类模型的对比与区分，我们才知道“经济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不是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学究竟应该如何起步。至于实际经济社会状况中与这类模型比较符合的部分，我们是通过“收敛”以及“算法均衡”等概念来进行解释的；严格说来，这同样不能视作新古典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经济理论而存在的证据。这是又一种区分。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讨论理论综合的几乎所有已知的文献中，似乎都还不存在这种区分。

[120]例如，浏览一下美国经济学会下属的几个核心期刊近期（2016 年）的动态，就可以发现，风向正处于缓慢的转变之中。“信念”“注意力”“算法”“宗教”“媒体”等词语正在“登堂入室”，尤其是行为经济学正在进入主流的“圈子”，诸如“过度自信”“自我控制”等行为主义术语大量地出现于文献之中。刚刚卸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Richard Thaler 甚至乐观地预测行为经济学将会因为被主流所吸收而“消失”（Richard H.Thaler，2016.“Behavioral Economics：Past，Present，and Fu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6（7）：1577-1600，第1577 页）。而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最新一期（2016 年夏季号）中，登载了一组关于“信念激发”（motivated belief）的文章。其中，2014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等人以“意念经济学”（Mindful Economics）为题对相关领域近年的研究做出了总结（Roland Bénabou and Jean Tirole.2016.“Mindful Economics：The 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Value of Belief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0（3）：141-164）。他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持有的信念是内生的，是重要的资产，是当事人在有限理性与有限注意力条件下谋求最优化的结果，而不能（像行为经济学传统上所做的那样）视为对标准理论的偏离（其中有一处［第147 页］甚至一笔带过地提到了思想的“迂回生产”）——当然，他的用词是比较委婉的，他显然并不想直接把“内生”“最优化”这些词语运用到思想性的对象上。显然这也是为什么用motivated 一词而不用endogenized 的微妙的原因。

[121]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目前正在急速地上升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似乎是围绕agent 这个创意所进行的研究（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简称ACE）。然而，对这个领域进行纵览（参阅“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I～III”）的结果却仍然是令人失望的，虽然众多细微的进展业已发生。这些进展相对于旧式的经济学来说是可贵的，但远远不够。因此笔者继续维持对它的已有判断，即ACE 需要从根本上转入算法的轨道，成为“算法式的计算经济学”，才能实现真正的突破。

[122]［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82-83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23]［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417、424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24]《原理》第7.6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