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演化经济学,曾经表现出试图依附于主流经济学的倾向。这样的“演化”基本上只是主流的动态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显得头脑简单,只凭简易的规则或者模式进行计算与决策;经过多轮的或者长期的演变之后,当事人最终还是到达了某种均衡状态。这样的理论所描述的固然是一个收敛过程,但它同时也传达了这样的信念:主流经济学所展示的“科学理论”是富有远见的,实际当事人的智慧低于它,当事人充其量只是分别持有了这个真理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些收敛的例子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目前它仍然在诸如“演化博弈”这样的领域存在着。
我们无须正面批评这样的演化理论,因为它很快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今的演化经济学正是通过这样的批评而建立起来的。由于认识到经济的演变过程包含着矛盾、冲突、否定、破坏和多元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被逐渐地纳入了“演化”的框架。权威辞书把当今演化经济学的特征概括为三点:1.偏好、技术与制度本身成为分析的对象,而不再视为外生的或给定的。2.经济变动部分地作为一种内生现象,尤其通过当事人的学习与创新而促成。3.经济过程内含着模式,因而不是孤立事件的简单排列;通过发现模式,我们可以展开理论解释工作。[98]
经济理论固然正在取得进步,然而,前进的步伐是缓慢的。在以上三个特征之中,这里只需再评论一下第一点。偏好、技术与制度都是一些思想或知识存量,它们不能(像在主流经济学中那样)作为分析的前提继续使用了。演化经济学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表现出了试图去解释它们的意向,这当然是正确的态度。可是,问题是,“解释”何在呢?事实情况是,我们只是看到了这种意向,而没有看到什么像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缺乏导致演化经济学停留在与行为经济学差不多的水平上,并且两者之间既相像又合拍。行为经济学整天说:啊,我们发现人有这个偏好、那个特点。演化经济学则说:是的,因为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经济过程将是那样子的。人的特点没有被解释,有的其实只是“发现”和描述。这就好比诺思这样的制度经济学家,总是以激动人心的口吻把历史讲述一遍,然后宣称这就是社会科学。他说其中包含着理论,而除了产生更多的疑惑之外,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有多少理论元素存在于其中。
不仅如此,演化经济学反而表现出一种反理论的倾向。在此我们以霍奇逊的观点为例来进行说明。霍奇逊试图把演化经济学界定为与主流经济学相并列的一种流派(这与他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何其矛盾!),他提出了划分一种经济学是否为演化经济学的三项标准:1.本体论标准:是否接纳新奇性;2.方法论标准:接受还是反对还原论;3.隐喻标准:是否广泛地使用生物学隐喻。[99]在本小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围绕以上论点展开评论。
霍奇逊正确地认识到了主流框架所未曾容纳的诸多元素的重要性,然而,为了容纳这些元素,他却刻意地走向主流经济学的反面。他未能认识到,要把所有这些主流与非主流的观点包容在一个框架之内,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技巧,即引入米塞斯所主张的认识论,把当事人的认识过程予以内生化和对象化。换言之,我们只需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事人是在有限计算速度之下来认识、思考和决策的。新奇与突现都是认识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它们所表达的都是思考着的当事人的一些感受,并且这种感受是由于当事人只拥有有限的知识而产生的。假如一个人拥有完善的知识,他就不会感受到新奇。新奇还与异质性和结构性有关。假如世界缺乏异质性和结构性,就不会有突现,也就不会有新奇。
上述道理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旅游业。旅游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属于一次性消费。然而,持续的观察表明,实际上它是一种永续性极强的产业。原因就在于,对于个人的存在而言,地理环境是广袤的。因此,一个人要想游遍各种名胜古迹,需要经历很多年,而对于一个特定的景点来说,它所接待的客人虽然是变换的,但却是源源不断的,这是由于人口的数量极为庞大,而新的、尚未见过世面的人口不断地生成。只要“新奇”是一种主观感受,这个世界上是绝不会缺少它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近年来所流行的“复杂性理论”。这个学说指出,即使对于某些固定不变的元素来说,只要其数目足够大,或者连续运行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由它们所组成的状态就会不断地使人感到新奇和变幻莫测。
与此相关的是还原论。我们无法把某种现象完全解释为某些因素进行组合之后所得出的结果,并不必然表明这种现象是不可分析的。我们常常会在分析的过程中遗漏某些元素。例如,如前所述,商品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交易,产生了特定的价格。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传统理论把价格“还原”为价值,却遗漏了时间、空间、环境等因素,这就导致了解释的不完全。对于任何对象,一般我们都不能认为已经完全了解了它,因为其中的结构因素既是无限丰富的,又是潜藏的;这些因素往往正是在对象与其他对象的组合与相互作用中才发现的,是事后才了解到的。这就好比万花筒。在光线的折射与反射作用之下,几块碎玻璃可以在人的眼睛面前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图案,这难道可以被解释为“产生这些图案”不是碎玻璃本身的一种特征或“固有功能”吗?显然,碎玻璃(以至任何玻璃)都具有这样的潜能,只是此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而已。[100](www.xing528.com)
算法理论曾经被指称为一种还原论,本人对于这种随意贴标签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原因在于,仅就指令系统来说,这个标签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指令之外还有信息。信息这个概念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同时它又必须与指令配对。信息只是在格式上适于为指令所加工,而它的内容却是无限的,它是世界无限性的一个表征。所以,算法的体系是开放的;说它是还原的,并不正确。
“有限计算速度”这个概念简单得让人感觉有些肤浅,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我们假定当事人的计算速度是有限的(也即有限理性的),事情不能仅仅到此为止了,观察者也必须如此。这个弯儿一转过来,也就马上妙趣横生了。当我们理解了某些对象之中的具体“机制”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认为它是“机械的”。由于此外还有不理解、或者半知半解的“剩余”存在,我们就感到很奥妙,于是展开了想象,而想象有时候又难免是多余的。“有机观”以及“生物学隐喻”正是由此而产生的。门格尔的杰出观点已经对此一语道破,而霍奇逊自己则在考察桑塔菲学派时这样写道:
现代复杂和混沌理论表明,即使世界是确定性的,它也将以随机的、甚至非概率的、不可预测的外观来表现。这并没有为与不确定性进行着古老而持久的斗争的决定论带来胜利,反而表明,即使在决定论的假设下,自由意志的概念也是可取的。[101]
这就是说,即使世界的本质是决定论的,在我们引入“有限计算速度”的条件下,它也将表现出相反的、不确定的一面。霍奇逊所未曾反应过来的是,在“有机”“不确定性”“自由意志”等“现象”已经作为确定性所内生的一种后果而呈现的情况下,又何必再把它们增添为假设呢?又何必再因此而把它们置于与确定性相对立的境地并划清两者的界限呢?难道不应该用“奥卡姆的剃刀”来剃掉它们吗?
一如其他经济学者们一样,演化经济学者们也在背负着“纯粹的、真正的不确定性”的包袱而艰难地挣扎着。一旦我们继续被这些偏执的、武断的哲学观念(甚至情绪)所左右,经济学也就只能继续处于分裂之中。而在这种根本的分裂之下硬要搞综合,其结果也就只能是复杂、琐碎、晦涩、空洞、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等等。这些正是如今的演化经济学的突出弊病。各个非主流经济学派的一个通病是,都不重视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统合,不重视如何来包容全局性和演绎方法。它们要么向主流经济学献媚,要么则远离它、孤立它和敌视它。它们不是去认识认识过程本身,而是越过这个过程,企图去认识(康德的)“物自体”。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最优化”,只能是绝对的最优化,没有进行改造的余地;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理论,最终也就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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