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行为的不一致性及其在金融领域的运用

就好像在向人们讲述新鲜事儿一样，行为经济学家们一个个地、日复一日地报告着他们对于人的“非理性”特征的发现。这就是他们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现在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说，人们在确定的收益与不确定然而期望值略大的收益之间，往往倾向于前者（确定性效应），而在确定的损失与不确定然而期望值略大的损失之间，往往倾向于后者（反射效应）。相关学者们显然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他们还举例说，对于等额的收益与损失，人们一般更为看重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取收益（损失规避）。同时，他们又论证道，人们具有“迷恋小概率事件”（例如赌博）的偏好；人们在进行决策时，经常依赖于某种参照点或者“框架”，通过与之进行对比（而不是考虑绝对水平）进行决策（另一些人则称之为“锚定效应”）。这种对框架的依赖导致决策者有时候过于重视排列在第一位的因素，或者最近发生的因素，或者不相干的因素，而关键的因素则会被稀释掉。它还导致人们关心他人的境况，关注公平问题，从而产生“社会性偏好”。“心理账户理论”则说，人们会把不同的收支项目置于相对独立的“账户”之中，并在其中进行互不关联的计算和决策。人们有时候过度自信，有时候自信不足，相应地，这导致对于特定的刺激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并且敏感性是递减的。一些文献还论及模式识别、多重自我、记忆偏差、有限注意力、层级计算（cognitive heirarchy）、人际相互依赖等丰富而广泛的内容。这些“理论”被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获得了较大的反响。

行为经济学的确察觉并列举了人类行为中众多的思维弯曲现象；就此而言，它给那些长期被新古典主义所统治的头脑们造成了冲击，带来了新意，所以，它是有贡献的。然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这种列举绝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思维弯曲现象本身是数不胜数的，它绝不是个别的和有限的。假如这种列举是用来展示思维弯曲这个原理本身的，那么这种列举就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情况不是这样，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充满着强烈的潜台词，即这些“非理性”的现象都是一些“例外”；它们似乎认为，这些例外的情形都是有限的，只要把它们逐个地识别和剔除完毕，当事人就仍然是“理性的”，世界也就重归“合理”和“美好”了。正因为这样，行为经济学家们才积极地、不遗余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材料，不正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说，错误首先在于这种“列举法”本身。这种方法非常肤浅和软弱地把新古典的世界尊奉为一种常态。

其次，行为经济学所强调的所有现象、特征或者效应，行为经济学家们实际上都没有提供解释，而他们却自以为他们建立了“理论”，提供了“解释”。譬如，某种理论认为天空应该是无色的，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却发现天空是蓝色的，于是，它们就断言，“天空是蓝色的”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诚然，这样的“理论”如果可以成其为理论的话，那么它的确可以“解释”许多现象（行为经济学家们因而展示了许多“应用”）；可是，问题在于，这不应该算作“理论”。“大部分人在收益面前是风险厌恶型的”，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是一种现象；它有待于解释，而它本身并不是解释；自己是不能解释自己的。从光的折射规律与人眼的感光特点来说明天空是蓝色的，这才是一种解释，这里才包含着理论。显而易见的是，行为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素材面前也“反应过度”了。他们的工作，倘若视作对主流理论的一种证伪，进而视作一种问题的提出，方才比较恰当。

最后，可以说，行为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对于标准理论的所有偏离，我们都可以运用算法理论来做出一些基本的理解和解释。有了前期的准备，这种解释也就是相当容易的。还是先从风险讲起。如前所述，在知识有限和对前途不确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被简单地假想为只是按照学究的新古典的方式直愣愣地进行“计算”；他将会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存在”这个局面本身进行思考，进而采取应对措施。为此，他实际上认为“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活动着的思维活动（临时计算）不能拿它怎么样，只能设法来应对它。这就好比外国军队侵入我国，我们不能像命令本国军队那样来命令他们撤军，而是必须动员本国的武装力量去迎敌。我们所讲的思想的客观实在性（或者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事实的强迫性^[91]）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一步，就必须具备元计算、元计算的独立性以及思想的再对象化等一系列概念；这是一条一般所不曾察觉的漫长的路。(www.xing528.com)

当事人一旦认识到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存在，他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在某些特定的（正如行为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情况之下，他也将乐于付出一些代价，买个平安稳妥，这不是十分合理吗？怎么会是对之置之不理的态度反而占据了“合理”这个评价呢？笔者认为，行为经济学家对于“反射效应”所指的情形存在误解：当事人在面临确定性损失时虽然抱有“搏一把”的心态，但这显然是因为在相关的实验中赌博所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并不那么坏，这才导致受试人放手去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确定性效应”的情形：在相关实验中，由于最坏的结局太坏（收益为零），这促使当事人毅然选择了确定性的收益。这个解释也适用于“迷恋小概率事件”的情形：在相关实验中，最坏的结局都不那么坏，于是当事人才放心地去赌。考虑到这一点，当事人诸行为的不一致性也就下降了。行为经济学家们没有理解，在有限理性与动态性并存的世界中，当事人需要建立比较稳定的流量，需要维持一定的结构与秩序，他尤其要防止巨大的负面冲击破坏结构。正面的意外收益不会妨碍什么，而巨大的负面冲击则会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收益与损失不可能是对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也不可能是对等的。这种对等性正是新古典式的想象。理解了这一点，“损失规避”现象也就不再费解了。

然而，无论如何，当事人不可能做到始终一贯。我们也可以说，“始终一贯”是一种新古典式的空想和“胡拉乱扯”，它是把不同情境中的思想硬往一块儿凑，追求一种表面上的一致性。这两种看法之间具有等价性。理性有限的、无知的当事人当然需要参照系（包括以他人为参照系），才能做出一些判断；他又要不时地变换参照系，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总是保持行为的前后一致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心理账户”这个名词是非常精彩的，它形象地描述了人的思想系统是一锅“夹生饭”；可惜，相关论者未能后撤一步，看到后面的一般性的景象。“多重自我”是对这种现象的另一种称呼。至于敏感度递减、模式、遗忘、有限注意力、层级计算等术语，其算法色彩也就十分浓厚了，无须我们再来重复说明。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上述“弯曲”的发生是必然的，并且他们在当事人的眼中是一种最优化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它们实际上是“直的”，而新古典的思维才是一种真正的“弯曲”。本书之所以把种种主观性转向（以及其他已经论及和尚未论及的效应）称之为“弯曲”，只是为了便于深受主流思想影响的学者们理解算法的逻辑。“直的”与“弯曲的”，是相对而存在的，怎么样来用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它们是人类思想须臾不可分离的两个共存的侧面，所以，实际上，既不应当对它们区分主次，也不应当区分常规与“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