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者看待人的混合属性：理性与偏好的关系

如同制度经济学一样，行为经济学也是一门土生土长的“美国的经济学”。它发端于20 世纪初期，盛行于20 世纪中叶。由于实验方法与“神经经济学”的崛起，它在近数十年中重归活跃，成果迭出。然而，与芝加哥学派相类似，行为经济学的实质虽然是异端的，但它具有典型的“美国经济学”的风格，并且始终如一。

要理解行为经济学，首先需要理解行为心理学与行为主义。20 世纪初，鉴于心理学领域的混乱状况，约翰·B·华生等心理学家提出，由于心理现象是不可观察的，为了研究心理，有必要首先搁置心理，而专注于研究人的外在的行为。研究者可以把人的心理活动视为一个“黑箱”，通过研究刺激与反应（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测心理活动。在缺乏适当的思维理论的情况下，这个主张是有说服力的，也是符合一般的科学研究习惯的。这个方法中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需要予以强调：1.它把“行为”的外延限定在物理化的行动之上，把心理与行为相区别。这是该方法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2.它的特点是先“假装”心理活动不存在，把人当做机械或动物来进行研究；当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地建立时，研究者便得出“重新发现了心理”的结论。3.重新发现的心理活动被当做个体的一种“固有的”特征来理解，因此不对之做进一步解释——这显然是迫不得已的。所以，行为心理学并不像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取消心理活动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通过运用归谬法）证明存在心理活动的理论。——否则它怎么会是一种“心理学”呢？

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证明”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人的行为看上去有时候的确是机械的，甚至是“动物性的”。用算法的语言来说，人的行为有时候是“直的”，有时候才会“弯曲”。这样一来，结果是，在行为主义者的眼中，人的心理有时候仿佛反而不存在，“心理”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存在”。“心理”因此被潜在地等同于“非理性”，它与“理性”相并列。于是，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人是二元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这是一个古老而又乏味的论点，而行为主义者却热衷于年复一年地去证明它。这也是一个很符合主流经济学（以至整个知识界）思维习惯的论点。——当然，既然是一种“二元论”，这样的问题通常也就不会被提及，即究竟是后者影响和型构了前者，还是前者影响和型构了后者。

在传统上，行为经济学的功能被视作是为效用函数提供注脚和补充说明，因此，它被视为主流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基调是在赫伯特·西蒙时代所奠定的。西蒙从主流框架出发，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运用行为主义的方法，不断地检验着主流经济学的命题。于是，一个又一个“反常”（anomaly）被发现，并被报告出来。这种“反常”日积月累，在近数十年里愈演愈烈，以致对反常的揭露变成了行为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工作。这种方法很像政治体系中的小型反对党，它不断地讲着执政党的坏话，却并不谋求执政，也不打算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整个体系。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也没有闲着，它想方设法，努力地对行为经济学进行“招安”。如前所述，办法之一就是，设置“偏好”这个概念。凡是对标准理论的偏离，均以“偏好”来进行解释。例如，如果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当事人对于他人的境况很关注，那么，行为经济学家便说，当事人具有对于平等的“偏好”。这就好比他有第六根脚趾，天生便是如此“畸形”；或者，他喜欢吃海鲜，这是他的口味。“偏好”是一种爱好，是一种类似“人性”的东西，并且人家都承认这是“偏”的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86]一旦到达这一步，分析工作也就只能结束了。通过把思想观念混同于生理欲望或者某种绝对化的精神实体，通过制造这样的暧昧性，主流经济学企图蒙混过关。(www.xing528.com)

结合前节对于制度经济学的论述，我们还可以说，在主流经济学的种种“招安”手法之下，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把偏好与制度综合起来予以看待的“观念框架”，此即：“制度”是一种“设施”或“机制”，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中立的”“科学的”和“完善的”东西；而偏好、价值观等则属于“精神”或“心灵”管辖的领域，它们是“内在于人的”、主观的、自由的和任意的；多元性与人际差异仅仅体现在这里。也就是说，这几乎是主流经济学对于多元性的唯一的承认或包容。由这后一类事物所“装备起来”的彼此有所差异的人们，就像原材料投入机器中那样，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网络中，在其中“运转”，于是便产生了我们所见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是这样“想通”而接受诸如制度、偏好等概念的，而经济学也因此被认为是一门业已“统一”起来的科学。在算法框架下仅仅作为知识的某些具体型态的制度与偏好，在经济学家们的眼中却似乎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它们被分别置于不同的语境与学科分支中进行研究，很少以并列和相互关联的方式进行讨论（只是近些年来才出现了试图把它们综合起来的一些努力）。偏好被视为内在于个人；与之相反，在流行的含混观念中，制度却被视为外在于个人。就好比由沥青与石块铺成的大马路，不依附于个人而存在——尽管当一些学者冷静下来时，他们也勉强承认制度只是一种思想或知识。

行为主义是算法理论的主要敌人之一。它的“假装思想不存在”的方法几乎弄假成真，差点儿导致思想（同时作为实体、主体与客体）被遗忘。我们已经说过，20 世纪所盛行的语言研究，可以视作行为主义原则的一种延伸运用；在思想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如同转向对可视行为的研究一样，学者们也同时转向了对可读的、可听的、从而“可感”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信息的片面重视也是如此。由于信息既与感觉器官相关，又与语言文字以及其他一切物理化的通信手段相关，因此它也就获得了某种“客观的”性质，于是就可以得到“优先照顾”。一瓣瓣的洋葱片就这样被逐个地剥落了，现在就只剩下“思想”这个核心了。躲无可躲，藏无可藏，思想现在只有站出来了。

这一切都可被视作缺乏能够把思想形式化的工具的后果。所以，这个工具一旦具备，一场反向的革命运动便可以迅速展开了。认知心理学已经使行为心理学一去不复返地、永久性地衰落了。可是，当认知革命再向行为心理学所波及的其他学科领域扩展时，进展并不顺利。反思其中的原因，我们发现，原来，认知科学本身未能抓住计算机原理的精髓，因而它本身的基础结构还非常不完善。只有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构造了认知科学，认知革命才能继续进行下去。这样一来，我们就来到了算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