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主流经济学存在异端之实

在本节，我们来具体地看看芝加哥学派是如何打着“主流”的旗帜而行异端之实的。

首先要提及的当然还是“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由于把新古典的分析“延伸”到了“不确定性”这一领域，这构成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如同3.6.5 节业已论及的，当有限理性、有限知识或者“不确定性”穿着“不能准确估计概率的那一类可能性”的外衣登场时，这是非常微妙而值得玩味的。这种论调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口味。在这一论调的“安排”下，首先，那些“能够准确估计概率的”可能性就可以采用处理确定性的手法予以标准化的处理了。其次，对于余下的“不能准确估计概率的”这一类可能性，则可以使用“主观概率”来进行模拟。既然是“主观概率”，也就具有人际差异，所形成的也就是“意见”而不是“答案”。这种两分法不仅与柏拉图的“理念＋意见”的框架相符合，而且可以用来给个性与自由留下位置。换句话说，它在政治上也是正确的。于是，探索“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经济学者与新古典经济学者就这样握手言和了。

客观概率问题的确带给经济学以迷思。我们既可以说“世界原本就是存在概率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头脑不够健全的反映”。前一种是本体论的进路，后一种则是认识论的进路。然而，更为重要的在于，无论对于观察者还是行动者而言，概率的存在总归不是那么如意的事情，它不如确定性那样令人满意。本体论进路与认识论进路的区别仅仅在于，想把这种不如意“归罪于”客观的方面还是主观的方面。但是，无论责任在哪一方，其实在这里都没有区别，所以，我们需要止息这个争论。这就是实用主义的主张。显然的道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只有人的认识工具与外物相互遭遇，相互作用，才会产生概率的或者“不确定”的结论。这才是一种公允的、科学的观点。假如一定要把责任归结于哪一方，就是陷入了形而上学。

另一个辩驳在于，不管如何估计概率，人的思想是发展的，对于概率的估计因而也是有可能变化的。所以，即使客观概率问题可以纳入新古典框架，“不能准确估计概率的那一类可能性”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因而新古典框架所无法包容的内容。所以，不确定性问题的提出，也就必须导向有限理性、有限知识、矛盾、冲突与知识发展现象。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整天谈论“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流学者们却未能这样做；他们对于这个道理视而不见。

除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外，芝加哥派的学者们还喜欢谈论时间与人力资本。贝克尔处理时间的方式简直让人无可奈何。传统的效用函数中是否潜在着时间因素呢？商品是不是在时间中存在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时间为什么又要再单独列出呢？时间的引入又将会引起经济分析框架的其他部分怎样变化呢？对于这些问题，贝克尔都加以回避，而只是强调，他所演示的分析可以用来“解释”那些现象，消费经济学如何因此而得到了“改进”，等等。

人力资本也是如此。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似乎从未考虑过，它的引入对于整体分析框架意味着什么。这些学者们似乎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增加了一个资本类型嘛！”所以，方法依然照旧，重点则放在探讨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均衡关系上。人力资本这时似乎已经被当作我们所主张的“物”了。可是，分析者却忘记了这个“物”不是物质的“物”，它的思想属性被忽略了；至于这个“物”的存在应当如何与计算着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计算相联系，则完全没有被考虑到。这个态度与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尽量地把劳动想象为物理（而不是精神）活动的做法也颇为相似。当然，鉴于资本理论向来也不如人意，“死猪”当然是不怕开水烫的！(www.xing528.com)

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很少觉察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假想的“完美理性”的特征，更未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特征的根源在于对通信与计算时间的忽略。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斯蒂格勒讨论起了信息搜寻的问题。一要搜寻信息，就需要引入空间，就会产生“搜寻范围”和“搜寻次数”这些概念。广告的重要意义也就被“论证”了。微观经济学也就被“改善”了。是啊，对于生活在冬天的人们来说，“寒冷”就是一种缺点，所以，对火的引进也就是一种“改善”；于是，不管是炉子里着了火，还是仅仅划着了火柴，人们也就只顾闭着眼睛喊道：这是一种改善！

在芝加哥学派的早期历史中，存在着理论思辨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严重对立。可是，到了弗里德曼时代，这种对立却被神奇地“化解”了。弗里德曼等人的方法是，一边建构理论，一边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这就是所谓的“实证方法”。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弗里德曼等人的推动下，实证方法逐渐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即它要么用来反复检验那些不证自明的简单道理（对这些道理的“揭示”被视为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证明），要么则仅仅因为某个命题与某些数据在表面上简单地符合，就贸然宣布这个命题可以成立——实际上它可能是明显荒谬的。自此以后，经济学被这种简单化的实证方法所深深地困扰着。现在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所揭示的是世界的片面特征，而对于这种特征（如同它所未能揭示的世界的另一个面相一样），研究者们总是能够从数据海洋中找到若干支持它的证据，于是，经济理论也就总是能够得到“检验”。检验者可以忽略相反证据的存在。由于“任何理论的解释能力总是有限的”这句话总是被当做经文一样来予以教条式的理解的，所以，立论者也就可以堂皇冠冕地免于承担解释相反证据的责任。简言之，实证方法已经日益发展为掩盖理论框架缺陷的遮羞布。在波普的证伪原则得以盛行之后，这种“实证方法”与之相互结合，更加产生了一种表面上似乎颇为合理、实际上却荒谬绝伦的后果，即经济学家们一面指出他的某种理论如何来进行证伪，而在“证伪”发生之后，不但对之满不在乎，这种“证伪”反而成为他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因而可以加以炫耀的借口了！

关于如何进行实证，奥地利派的观点是富有教益的。奥地利派的学者们说，某些道理是自明的，并不需要检验；而且，由于检验者与被检验者长着相同的大脑结构，你永远不可能检验超出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并非每个命题都可以拿来检验一番的，要搞清楚我们只能检验什么，以及在每个具体检验中我们所要检验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要谨慎并恰当地使用经验检验方法。这个观点现在可以转用算法的语言来作更为清晰的表达：在应用性的研究中，指令的功能是无需检验的；对一个具体理论的检验，实际上是在检验立论者对指令与信息的配对是否恰当，以及加工信息的次序是否正确；仅此而已。而且，由于计算速度是有限的，对于某个抽象理论，任何检验也就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芝加哥派的论述恰恰给人一种相反的印象，即任何理论都可以随意地进行检验；得到“验证”了，我们也就可以对之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到处混淆概念，胡乱延伸理论，把新古典框架的缺陷掩盖再掩盖。他们并不致力于直接补足一种方法的缺陷，而是把它的特点和优点发扬光大，以至极致。在法律、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便是这种做法的一个结果。

如同一个理论总能找到一些正面证据一样，新古典方法在非经济领域当然也总是能够找到一些用武之地，这就为芝加哥派的学者们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于是，就有大量的论文可以发表，大量的“著名经济学家”横空出世。他们相互引用对方的文献，彼此大肆吹捧。对此，笔者不打算再做详细论述，只想强调一下：1.严格说来，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都缺乏理论价值，它们只不过反映了在研究方法上已经病入膏肓的经济学家们的轻微醒悟。换言之，他们的“理论”的神奇主要不是来自这些理论本身，而是来自旧理论的没落。2.在很大程度上，芝加哥学派的声誉也来自政治气候在20 世纪后半期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衰落所共同导致的。3.芝加哥学派的文献比较碎片化，它们是经济学家个人面对现实世界所产生的感想与理论分析的混合物。这些具体的成果当然不是没有益处的。当我们运用算法方法进行具体的应用型研究时，也许仍然会发现它们是有用的。算法方法一定能够很好地对之进行梳理和重整。也许这是学术进步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式。我们当然也只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而已。不过，尽管如此，这些文献还是过于初级和粗陋了。它们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