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信息传播：预期强化影响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自此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实社会的紧迫需要，宏观经济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众多的从业者与政府机构相互合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在这种声势之下，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异端经济学的观念逐渐淡化了。宏观经济学努力地寻找其微观基础，而一些微观经济学者们则投桃报李，竟然发展出了所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主要是指理性预期理论，我们已经在前文中做过评论）。于是，两种前提彼此对立的经济学就这样相互靠近，彼此取悦。这简直让人想起了历史上取得优势的革命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故事。这样一“勾结”，他们就共同盘踞并分享了统治者的地位。这个合纵连横的过程又生发出了众多的子学派（例如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彼此争论着，并各自努力地强调着自己的“特点”。他们往往把他们之间的微小区别视为大事，因而分化为不同的学术团体。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相似的问题在不同的团体中以不同的框架和术语讨论着，而各自都认为自己的观点“很重要”。加入某个圈子的人在圈内受到追捧，而试图跨学派讨论问题的人则常常不受重视。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这反映了经济学的颠三倒四和日暮途穷。这实在是一种不幸。

笔者不打算再详细评论宏观经济学的种种“现代的发展”。不能说其中不存在“发展”，只是，发展是微小的，在方法上是无关紧要的。鉴于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预备，下面我们就转入政策领域。

首先要涉及的一个议题是，如同当事人的话语具有多种或明或暗的含义一样，一种理论所表达的东西也是如此。《国富论》中不仅表述了众多的理论，它也奠定了主流学者们的思维模式、行文风格以至说话的“腔调”。凯恩斯经济学同样也是如此。短期分析导致了短期性的政策。“大变量”（也即宏观变量）导致了政府大规模的、简单化的行为模式。此外，凯恩斯的经济学具有一种不信任市场的基调（而不是像奥地利派学者们那样从有限理性中反而引出了推崇市场的结论），它认为普通经济行为者经常是盲目而低效的，而经济分析者（从而宏观经济管理者）则具有充分的理性；他们可以洞察一切，手眼通天，并随时展开适当的行动。于是，芸芸众生就这样不幸地处于“被调控”的位置上了。

窖藏钞票然后对其进行招标开采的故事实际上做出了一种暗示，即在普通大众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有意地采用比传统手段远为广泛的其他众多措施，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只要调控者出于维护公众利益的考虑即可。这种调控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调控者与被调控者之间的信息、知识与观点是不对称或不一致的。政府强行扩张开支的原因在于，公众并不知道他们陷于萧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敢花钱。假如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央银行正在采取行动，这种情况下进行货币扩张的效果就会很显著。反之，如果人们能够弥补他们在信息与知识上的缺陷，则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就会归于无效（至少其效力会大大降低）。正是由于比较正确地揭示了这个道理，理性预期学派一时名声大噪。

所以，从正面来讲，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过程实际上是传播信息、知识与观点的过程。如果这个定性是恰当的（即使不是全面的），则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产生导致它自身消亡的趋势。而从负面来讲，这类似于一种欺骗。例如，轻微的通货膨胀政策产生了掠夺财富和再分配的效果，对此许多人并不知情。由于注意力的局限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有利于那些关注政策走向的人，而不利于不知情者以及对此漠不关心的人。于是，这样的政策是否正当，便成了一个问题。经济学者们可以沿用惯例，继续对这样的问题保持中立，但是，我们需要指出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尽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解答它。

深化一下上述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运用，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关注者的行列。人们对于政策以及政策意图变得越来越敏感。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丧失其必要性呢？这就好比关于禁止偷盗的法律导致小偷减少了（甚至在一些地方完全消失了），那么，这条法律是否就可以撤销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加强了，宏观管理者就可以多说少做。但是，假如长期依赖于政策声明，而不采取实际行动，则预期必然就会弱化；届时，反而要靠更大规模的行动才能取得与先前相同的效果。所以，实际情况必然是，调控者与被调控者之间将会长期地、永无休止地博弈下去；时而安定，时而活跃。这就是独特的算法式的效应。这是理性预期学派所不能达到的结论。(www.xing528.com)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大变量”。就是说，它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变量。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它都是如此。长期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即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将会聚拢在管理当局周围，唯其马首是瞻，并随之起舞（“收敛”不一定指当事人稳定地处于某种“好的”状态，这个状态也可以是“坏的”）。人际的同质性与行为的同步性都不断增强。由于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他们因此也就会减少对于其他获利方式的关注，而日渐重视通过预测政策来获利。于是，良性的经济活动就可能会被“挤出”。有了算法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结论。实际上，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所普遍面临的实际问题。社会包围着政府，游说活动猖獗，而政府的权力日增。由于当事人的相关知识不断增长、趋同或者对称化，各种政治僵局日渐形成。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一种体制的衰落。古代中华文明的衰落，也与这种僵局的形成有关。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是不是不应该干预经济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缺陷首先在于，宏观经济政策既是一种“大变量”，它又过于灵活和不确定；由于其必要条件就是思想的冲突或不对称，因此，它诱发了无休止的战术欺骗和博弈活动。制订旨在提高预见性的明确的政策规则也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不仅在于技术方面，而且在于它容易诱发对于这种规则的进一步的、反复的利用。在这一点上，它与禁止偷盗的法律不同。后者不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尽管它被强制性地施加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宏观经济政策还可以与德国人发明的社会保障体制相互比较。社会保障体制是一种在衰退来临之时就会自动启动的机制，但是，它不会诱发对它的如此恶意的利用。人们只需要把民法、刑法以及社会保障体制装在心中就可以了。而宏观经济政策则不同，它是一种政治权力，需要公众几乎每时每刻去关注它。这就会搅扰得全社会蜚短流长，常年鸡犬不宁。社会的自由、多元与创造性必然就会遭到干扰和压制。

还是回到我们在4.3.4 节提出的观点。尽管经济体系的绝对稳定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传统的市场经济还是有必要进一步稳定化。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德国式的政策可能更胜一筹。如果能够给经济体从内部加装一些稳定器，则宏观经济政策的规模就可以大大缩减。一国的财政支出最好以该国基础设施与政府基本服务的需要为限，货币发行则以维护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有了内在的稳定器，宏观调控部门就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从宪法上限定政府开支的规模，也就是可能的和可行的。否则，种种限制政府权力的呼吁也就只能流于空谈。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长期性地执行轻度通货膨胀的政策。美国的次贷危机提醒我们，通货膨胀的危害可能并不限于传统所认为的那些方面。在这个充斥着结构性的世界中，通货膨胀的危害是难以穷尽的。这些危害日积月累，当它爆发时，就如同地震或火山喷发一样，具有摧毁性的破坏力。一般的宏观经济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们都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产生正的净收入，要么不产生正的净收入，而只会造成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总之，它基本上是有益无害的。这是一种高度可疑的观点。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儿呢？这就好比地壳内部的能量在聚集时，虽然地面上暂时未表现出什么征象，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平安无事。这不过是宏观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狭窄视野的又一种反映。在走出单纯数量分析的误区的基础上，算法经济学应当确立这样的目标，即力图揭示持续通货膨胀政策广泛的和长期的结构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