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节的任务是对《通论》的某些方面做出具体的评论。
《通论》起步于新古典学者们所熟悉的地方，也即函数和边际决策原理。函数相加仍然是函数，所以，凯恩斯把微观的方法如此简单地扩大到宏观层面，不仅在逻辑上是易于接受的，对于广大经济学者们来说，这种做法甚至是亲切的。我们已经说明，函数方法与边际决策原理都十分具有局限性，这个观点当然也适用于宏观经济学。
“有效需求”是一个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微妙之处似乎很少得到明确的揭示。一般都把它解释为对收入的强调（即需求是收入的一个函数），这是凯恩斯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之处。收入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引入货币的一个结果。对于货币的引入，凯恩斯说得很清楚[75]，他认为，货币必须从一开始就位列于基本理论框架之内。一个貌似简单、然而对于经济学者们来说却似乎很“深奥”的道理是，买东西必须有“钱”；没有钱，就会寸步难行。这体现了思想与计算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现金流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意义。因为买东西需要钱，所以，一个人只有等待获得货币收入之后才能去消费和投资。因为手持的货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一个人也可以选择储蓄而不投资，可以在任何支出方向上进行选择和再选择，可以随时改变主意，也可以为买而卖、为卖而买，等等。这就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变得丰富多彩、贴近现实了，经济学也就可以真正地研究当事人所面临的真实的问题。不过，经济的动荡、冲突、不平衡、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货币而引起的，或者是因为货币而加剧的。于是这才产生了凯恩斯的经济学。
除货币之外，《通论》中还包含着其他大量的算法元素。在凯恩斯的眼中，模型中的当事人就是真实的（而不是新古典式的完美理性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心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行事，面对真实的问题，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决策。他尤其强调了通常所谓的“非理性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通论》中充斥着“偏好”“心理”“信任”“情绪”“悲观”“乐观”“运气”“惯例”“习俗”“制度”“哲学”等词语。尤其是下面的两段文字，最值得在此予以引用：
我人之积极行为，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论是在道德方面、苦乐方面或经济方面），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假使做一件事情之后果，须过许多日子之后方才明白，则要不要做这件事，大概不是先把可得利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或然性，求出一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大多数决定做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不管企业发起缘起做得如何坦白诚恳，假使说企业之发起，真是因为缘起上所举理由，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仅较南极探险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故设血气衰退，油然自然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萎顿而死；——虽然畏惧损失与希图利润，二者同样缺乏合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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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所以周运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驱策想动。理智则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76]
以上的论述至少表明了两点：1.凯恩斯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主流经济理论所展示的“正统算法”与“另类算法”是相互结合的。2.然而，支持这种“结合”的背后的理念却是分裂的，也即理性与“非理性”是分别孤立地予以看待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结合，不如说是一种对立和相互否定。
凯恩斯对于这个核心问题的看法，虽属难能可贵，但并没有超脱其他的学者。对此我们可以再举两例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对“偏好”这个概念的随意运用。任何具有现实精神的学者，都会认识到主观性的广泛存在。可是，主观性只是表明，思想具有人际差异；它却绝不表明，这种差异就好像人的相貌，是绝对的和与生俱来的；它也绝不表明，在当事人本人的眼中，意向是可以随意形成的。以“流动性偏好”为例。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在每种情况下，个人究竟手持多少现金才合适，是我们本人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计算的事情。即使每个人最终表达出来的选择或意向各有千秋，以致看上去像是一种“偏好”，他本人也绝不会这样认为的。一个执意把自己的手持现金额视为“偏好”的人，不可能在个人理财方面是一个成功者。在《通论》中，类似的“偏好”或“倾向”很多。这并不是说“偏好”“倾向”这些词不可以运用，而是说，这些词本身首先必须被赋予算法的含义，用算法的方法来进行定义或说明。[77]
第二个例子是凯恩斯在第十一章第Ⅵ节对于“浪费性开支”的论述。凯恩斯说，诸如地震、战争、金字塔、黄金开采、挖个坑再填上等活动，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增加社会财富。[78]凯恩斯的本意是用这种极端的表述方式来讲述投资乘数理论，但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算法框架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论述呢？笔者认为，这个论述不仅适于用算法理论来重新做出解析，而且可以解析得十分简单有效。这就是：这个论述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哲学观念在对待“思维”这个对象上的歧视态度、内在矛盾和困难处境。没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类活动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物轻人的、物理主义的和二元论的态度时，类似的问题就来了。地震是外生的，无须多论。战争要解决它自己的问题。战争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方面。战争的代价恰巧说明思想、计算以及人际关系问题是多么重要，其花费是何等巨大。金字塔与黄金开采也是如此。一笔黄金的有与无，以及它是否存储于中央银行的金库之中，涉及国家的信用，所以是个大问题。金库中有这笔黄金，人们才可能正确地知道它的存在，于是对于国家的信心就会增加。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却假装或谎称它的存在，也许可以蒙蔽一时，但其后果终究是可想而知的。财政部掩埋钞票然后出售对钞票开采权的例子则不相同，因为这是一种欺骗，人们一旦获知实情，也就不再信任政府。这与黄金开采为什么不同？这是因为，如同经济学家们所崇拜的物理化的活动一样，人的思想与人际交流都不是乱来的，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只有认为思想与通信活动都不需要代价、因而可以任意妄为的人，才会在它们之间划等号。如果我们能够把思想活动想象为如同体力劳动那样来进行，我们就不会认为需要写下这“特别的”一节。所以，那些貌似风趣的玩笑话，实则反映了一个新的发现者所仍然具有的旧头脑。这样的玩笑话就好比中国人初次目睹大鼻子的洋人、或者地球人听说了UFO 的故事以后，由于感受到了新奇和兴奋而变得兴高采烈，以致幽默感顿生。然而，把这样的夹生饭供应给社会大众，所引起的必然是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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