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学说：特殊的办法——从理论到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显然与统计学以及相应的经验研究的发展有关。这是经济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历史学派是这一分支的一种极端样式）。这一分支与理论经济学的综合是“大综合”的应有之义。如同奥地利经济学一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首先也可以视为一个关于理论综合的努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计资料变得日益丰富起来。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归类与解释。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某种理论框架。统计资料是信息，理论框架则是对于信息的算法。没有信息，算法就是“无米之炊”；没有算法，信息就是一盘散沙，至少研究者就需要绕道很远很远的地方，并且直到发现和建立了某种算法，信息才可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并重给宏观经济学注入了一种原始的基因，即与微观经济学者们相比，宏观经济的研究者们始终是面对现实经济的；换句话说，宏观经济学是直接以现实经济作为其“理论原型”的，这一点与微观经济学大不相同。微观经济学在假设的、虚构的前提下进行推理，它的虚构性质不仅在其读者的眼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其作者们所明确声明的。

不过，在凯恩斯所生活的时代，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性质还表现得不够鲜明，数学方法还尚未像战后那样泛滥起来，学者们大都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来进行写作的。这就使得凯恩斯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清楚，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来对它做出根本性的反驳与整体性的摧毁。凯恩斯一面认识到了正统经济学（也即他所谓的“经典学派”）的问题在于其前提，并且“把问题都假定掉了”^[70]，另一方面，他也显然认为，正统经济学是对经济现实的一个虽然片面却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概括，因此，可以拿来作为展开进一步延伸与改造的基础。在这种认识之下，凯恩斯采取了这样一种轻巧的、并且也是急功近利式的方法：在设置了若干基础性的宏观经济学概念与变量之后，首先按照正统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来复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从实际生活中找出一些理由，来证明这种理想的关系一般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批判的、否定性的经济学；它不是指出经济活动是什么样子的，而是强调它不是什么样子的；它努力摆脱旧学说的羁绊，却远未描绘出新体系的全貌。因为后一个原因的存在，结果是，它反而不得不受制于旧学说，与之纠缠不清，以致熊彼特指责它的核心仍然是静态的。^[71]

这并不十分公正。实际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因此我们大都熟知它的性质。通过阅读原著，笔者认为，凯恩斯基本上不具有构建静态理论的意思。显然是出于治理当年的经济危机的紧迫需要，凯恩斯给经济临摹了一张速写画，然后指出了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并且指明它可以怎样来治理。他的确假定诸多变量在短期中是不变的，不过，这只是出于暂时的局部分析的需要，他丝毫没有认定这些变量事实上是不变的；对此他声明得非常清楚。^[72]他也并无这样的意思，即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所做的分析就是全部的经济分析了，其他诸如基础理论框架以及中长期分析等都是不必要的。^[73]构建一个肯定性的体系（例如一般均衡论）需要涉及方方面面，而否定这个体系只需要打开几个缺口就可以了。这个因素也导致了《通论》在篇幅上是短小的。《通论》用语精练，要点明晰，行文活泼，某些段落机智有趣，全书技术性与思想性兼具。从算法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经济理论的一种进步。

一种并不以“静态平衡观”为基本理念的理论，难免要导向公共政策。所以，政策药方必然就是凯恩斯学说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理论框架－统计数据－政策建议”便组成了一种常规的“凯恩斯式的”工作模式，它足以提供众多就业岗位，让经济研究者们忙得不亦乐乎。这是凯恩斯的经济学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然而，归根到底，这主要只是体现了对于一种强大传统中所包含的严重错误的察觉；在理论上，这个进步是微小的。由于它在没有能够完全走出这种错误的情况下就匆忙投入了政策实践，在取得若干实际成就的同时，也招致了严重的负面后果。(www.xing528.com)

宏观现象与宏观议题的发生起源于微观当事人的视野与智能的局限性。普通的微观当事人各自关注着有限的问题，用有限的知识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实现自己特定的目的。由此可以推知外部性必定是广泛存在的，即使经过了“半内在化”过程之后也依然如此——因为“半内在化”不可能恰好完全消灭了外部性。然而，既然宏观现象作为一些外部性来呈现，那么这些外部性的状态究竟怎样，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则性，我们在原理上也就不能完全推知，而需要用一种特殊的办法去“观察”。这种“特殊的办法”就是相对抽象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好比望远镜，它可以让宏观研究者以与微观当事人相同的视野“看到”广袤范围内的纵横交错，潮起潮落，而这些现象是在常规视野之内所不能充分觉察的。这个道理就好比我们站在地上观察麦田，只是看到了麦秆的倒伏，而当坐在飞机上往下看时，则发现麦秆的倒伏区域具有某种规则的形状（所谓“麦田怪圈”）。这种规则性可能是由于微观行为中的某些规则性相叠加而引起的（因而需要进行剖析和解释），也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或者一种暂时无须加以理会的现象。

另一方面，并不存在本质性地区别于微观当事人的“宏观当事人”。宏观经济学者可以看到一些微观当事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由于他的视野与微观当事人相同，它反而因此而失去了微观的视角，他所看到的又是另一种片面。所以，“宏观”并不是全部，而是另一种“局部”。宏观学者和政府里的宏观调控者们也都是普通人；当他们展开政策行动时，也是像微观当事人那样来行为的。所以，微观当事人的理性有限以及市场失灵并不构成政府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政府采取行动还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以及政府的执行力，要进行广泛的利弊权衡和审慎的考察。当然，在凯恩斯的时代，凯恩斯以及社会大众都还顾不上这么多，这些道理是后来通过付出重大的代价才认识到的。

凯恩斯曾说：“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74]套用这句话，我们现在则可以说：关键在于新说本身；新说一经完备，旧说则一击即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