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格尔之后，米塞斯是又一个思想宝库。米塞斯是那种不畏世俗而特立独行的尤为令人尊敬的人士。即使到了21 世纪，人们对他的评价似乎仍然在上升。
我们首先要对他的《货币与信用原理》做一点与众不同的评论。我们说思想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物”，那么，货币是不是呢？货币可以具有物理的形态，又是记载思想的符号，因此，它没有理由不是“客观实在的物”。既然也是一种“物”，它就有它的特定用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谈论它带给人们的“效用”，就好像谈论其他物品或商品的效用一样。货币于是也就获得了它自己的经济价值。所以，米塞斯把效用与边际效用的概念运用到货币的身上，具有承认思想以及思想符号的“实体性”或“客观实在性”的意味（否则这种运用就是不合逻辑的）[42]’[43]，尽管他本人对此尚未明确地认识到。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因为，货币在历史上原本的确是金、银等实物，后来则以纸币为主，如今又向“电子货币”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变得越来越“虚”了，以致经济学者们越来越把货币特殊化了，越来越认为针对货币的操作是一件轻而易举而又“无关宏旨”的事情。实际上，货币的客观实在性与它具有什么样的物质形态无关，而只与它的思想属性有关；即使货币是电子的（或借助于其他任何便利的形式），它也是客观实在的。
货币是非中性的，这是一个共识，可是，米塞斯对货币的非中性具有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本质上是算法的：（由于是一种客观实在物）货币的分配与流转类似于物品的分配与流转，不可能毫无“摩擦”地实现；因此，当货币供应增加之时，所增加的货币不可能均匀地、同步地、无差别地分配给每个行为主体；于是，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带来广泛的结构性效应。这个论点是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力批判。迄今为止对于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的分析，给人一种“要么有益，要么无害”的印象。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一定具有重要的负面后果，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尤其是7.2.9 节）继续讨论。
米塞斯的上述观点与我们所要展开的“情境化的经济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默里·N·罗斯巴德对此进行了引申。罗斯巴德强调指出，米塞斯对于单一价格水平、价格指数等概念的反对，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商品）各自的地点是商品自身的主要部分。在任何时刻，一种同质的商品必须用其对于消费者来说的有用性来定义，而不能用其技术性质来定义。”[44]用算法的语言来说，时间、空间与环境因素都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形成，因此，严格说来，超脱具体情境来谈论和比较商品价格，是一种逻辑错误（或者，假如认为这样来讨论价格具有一些益处，那么就要对这种方法进行正确的说明）。磕磕绊绊之间，奥地利学者们基本上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即具体的个人、环境及行为应当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其他一切的抽象和概括都应置于其后。行为人决策时所面临的事态的各个组成要素即使不是新奇的，由它们所组成的整个事态本身（作为一种排列组合）一般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不同情境之间的差异，奥地利派的学者们称之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认识可以导向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消解。例如，问：价格为什么变动？答：每个交易有每个交易的价格，两个情境中的价格只是“不同”而已，因此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价格的“变动”。又如，许多理论分析都会不自觉地假设个人行为是前后一致的，这个假定其实并不总是必要的。理论家们从不同的情境中抽象出相同的因素，将之一般化和模型化，但是，他们往往因此而忽略被抽象的原型事物尚有大量的残留存在，以致错误地把理论置于真实世界之上，进而贬低真实世界。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真实世界的真实场景；解释得越精确，说明理论的质量越高。如今，这一点已经被大部分经济理论家抛诸脑后了。(www.xing528.com)
在本小节的后半段，我们再来评论一下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先验性。一种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必然也就是关于认知过程的理论，因而也就与认识论哲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先验论见诸奥地利学派文献之中的逻辑原因。门格尔认为，通过理性分析，人们能够发现内在于经济现象之中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一经发现，也就是自明的和绝对的，无须经由客观材料的检验。这显然是他为了批判历史学派的经验主义而提出的论点。这个论点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对于实现“大综合”的目标来说，这是一块潜藏的暗礁。[45]这个缺点得到了米塞斯的纠正。在笔者看来，米塞斯就“先验”问题做出了中肯而透彻的论述，从而为经济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些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论述值得我们在此进行回顾。
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米塞斯一开篇就写道：“赫拉克利特说，万事万物都在一个不停的流变中，绝没有什么永恒的存在……（可是）就人的心灵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在其变化中仍有其不变者在，那么，人的心灵可不可能涉想到“变”？……就认识论来讲，也即就人的知识论来讲，却是有点东西不能不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人心中逻辑的与行为学的结构以及人的感官能力。”[46]米塞斯接着对于认识论哲学做了简短的概括，并站在了康德的折中的立场上：“依照洛克的说法，人心是一张白纸，外在世界在这上面写上它自己的经历。理性主义新认识论的兴起，目的在于反驳这种全然的经验主义。莱布尼兹接受理性主义，更进而认为，凡经由感官而存在的，都已蕴涵于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本身是例外。由于受了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启发，康德把理性主义的教义置之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他说，经验只提供原料，心把原料做成所谓的知识。一切知识的形成，都决定于元范（或范畴，category），而元范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先于经验材料而存在的。元范是先验的，是个人的精神装备，使他能够思想——我们得再加上——能够行为。由于一切推理都以先有先验的元范为条件，因此想要证明或反证它们，都是徒劳的。”[47]那么，这些先验的元范对于人们认识世界为什么会有效果呢？答案在于自然选择与演化：“演化的过程，消灭了那些身体结构不适于生活环境的个体，同样地，那些发展出不适于环境的心灵结构之群体，也统统被消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元范对于宇宙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些情报。这些元范绝不是些任意的假设而没有任何情报价值的，也不全然是些惯例而可以其他的惯例来替代的。它们是必要的精神工具。”[48]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是否是圆满和完美的呢？“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人心的逻辑结构。在我们强调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断言，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人心是我们能够想出的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也许在某些地方已有一种生物，而他们的心灵超越我们的心灵，其程度正如同我们的心灵超越昆虫的心灵。”[49]“先验的诸元范……的真实性或有效性，不同于经验命题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因为他们本身正是我们得以辨别真实与否或有效与否的工具。……我们看到真实，并不是真实的本体（真实的本身也许只有完全的神才可看出），而只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感官的性质使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绝不要忘记，我们对于宇宙真实的了解，受限于我们的心的结构，正如同受限于我们感官的结构一样。有些真实是我们的心灵所不能察及的。我们必须力求自觉我们的心的特征与限制，以免陷于全知的幻想。”[50]米塞斯更是写下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话：“杰出的哲学家们，曾经试图为先验的元范——经验与思想的必要条件——列出一个完全的表。这些表不会是完全的。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些企图在分析和系统化的功用。你应知道任何的表列法总会不免有一个宽阔的空隙有待于个别的思想家去自由裁决的。”[51]
这些论述已经无需我们去逐个说明。今天，我们的工作只是，把“先验的元范”定义为指令；相应地，“先验的元范”的“列表”，也就变成了“指令清单”；大体说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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