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弗莱堡学派与德国经济政策：稳定、保障、竞争。

根据笔者的归纳，德国式的经济政策具有这样一些重要特征：稳定货币与财政，慎用刺激政策；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反对资产炒作，严格管理金融业；反对垄断，讲求竞争性，等等。这些政策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宏观上讲求稳定，微观上放开搞活”。采用算法的方法，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政策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合理性。下面分别予以简要论述。

1.在历史上，德国经济曾经多次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最终促使德国建立了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以确保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国家财政也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和纪律，凯恩斯主义的刺激与扩张政策长期被德国政府拒之门外。后来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接纳，但是，德国政府仍然坚持实行“目标通货膨胀率公布制”，以遏阻政策制订者随意行事。这里面有重要的理论上的道理可讲。

一种着眼于动态议题的经济学，必然会高度关注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经过“相互对冲”的机制）固然会消除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由于存在模仿和相互依赖，它也会诱发新的不稳定性，即集体性的乐观与悲观，进而导致经济周期现象。货币脱离金本位之后，在经济学家们中间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念头，即用货币来调控经济，从而“熨平”或减弱经济周期。这种想法貌似合理，然而，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26]，它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更多。“大萧条”主要是由于货币供应宽严失度而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显然也与此有关。实践上的失败并没有促使经济学家们偃旗息鼓。在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撑下，他们决心调整策略，整军再战；这就导致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当前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政策路线。经济学家们整天在媒体上要求这里“松一松”，那里“紧一紧”，搞得热闹非凡，不亦乐乎，而整体经济则被宏观调控政策闹得动荡不安。与之相反，德国模式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策的目标是把经济稳定下来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先把货币和财政稳定下来，以免给经济施加新的不稳定性？在此前提之下，再来设法治理实体经济原先就有的不稳定性。

在一个盛行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要想实行这样的政策，是需要下很大决心和付出很大代价的。代价之一就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其失业率可能会高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国家。对此，德国所采取的对策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讲坛社会主义者”们的发明，而它现在正好可以与保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相配套，互为支持和补充。如果我们认识到失业现象在动态经济中的不可避免性，那么也就会认识到，永久性地设置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假如我们能够（借用算法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创新是一种无法遏止的永久性现象，也就会对这样的政策组合抱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这样的思路还与以下常理相符合：失业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不要为了解决这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搅扰得整体经济不得安宁；这终将得不偿失。国家为社会保障所负担的支出也不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大。尤其考虑到公共财政所负担的只是投保人负担之外的一个余额，这就更不值得过分忧心了。起码，我们可以把这笔支出与扩张性宏观政策所导致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这种潜在的后果常常是结构性的、绵延不绝的和难以尽知的）相比较，相权衡。

笔者的意思并不是直接在德国式政策与凯恩斯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对于本书的议题来说，重要的首先并不是权衡与抉择本身，而是说，德国的历史学派传统可以具有何其重大的影响力！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实质上都是静态的，都没有包含多少动态性，而真正动态的德国经济学可以为经济理论和实践带来何等不同的思路！要害在于建立关于动态性的适当的基本分析框架，在于发现和提出适当的问题，以及在于获得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这正是经济学的当务之急。

2.仅仅剔除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消极影响，还不足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因为，实体经济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为了进一步谋求稳定，笔者注意到，德国人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而又耐人寻味的政策，这就是反对资产炒作，严格管理金融业。这项政策尤其体现在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管理方面。这与英美传统是迥然不同的。然而，在算法框架下，我们却可以相当清晰地解析其中的意义。

3.9.5 节论及，资本的存在意味着一种不可分性。资本一次性形成，一次性购置，却要在较长的时间里分次使用，逐渐损耗。这种特征当然也适用于包括房屋在内的各种实物资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用来分析各种在短期内存在并消耗掉的流量的，所以，在这一框架下去寻求资本理论，自然也就是缘木求鱼。这个观点可以进一步引申一下：鉴于以上原因，主流经济学也不能用于指导制订关于资产市场的政策。主流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可以“令人满意地”分析短期经济活动，所以，它也就可以“近似地”适用于资产市场，以为这两者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不过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从亚当·斯密时就已经存在了。

一些显明的迹象早已经出现，只是，很少有经济学者们去认真地思考它。例如，价格上升，需求下跌，这是所谓的“需求定律”。可是，实际上，价格上升却常常引起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将会引起“炒作”，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仔细辨别，我们可以发现，被炒作的物品大都具有“耐用性”这样一个特征，也即，它是“一次购置，长期使用”的。这样一来，它就与未来的价格相关联了。因此，今日的购买决定必须考虑到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价格一涨，当事人预测价格未来还将继续上涨，这就导致了“提前购买”的决定。餐馆与理发店的服务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存储起来供未来使用，所以，这些地方涨了价，需求也就缩减，而不会增加。肚子饿了才能吃饭，因此，即使你预测食品要涨价，这一顿即便多吃一点，也是无济于事的。“炒作”的发生还与供应不能及时增加有关联。房子不能在短时间内盖好，所以，房价就会不时地大幅度上涨。矿产品产量一旦触及现有生产能力的上限，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格飙升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季节性产品也在炒作之列，它引起价格的季节性波动。通常我们很少见到对工业成品的炒作，是因为工业品的供应通常很容易增加，而它的质量也改进得很快；这会引起囤积者遭受损失。房子、矿产品、农产品的质量都改进得非常缓慢，甚至长期不发生任何质量进步，产品的同质性很强，这就为囤积带来了便利。

由于很多产品都可以在时间上延续，都具有一定的耐用性，以及具有其他一些适宜于炒作的特征，所以，严格说来，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模型在现实中的适用性是十分薄弱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能够完美地（也即按照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很少的。诸如产品被消费的速度、供应增加的速度、供给与需求变动的时间序列等时间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机制的效力（市场的效力需要在这些前提之下来重新进行论证，不过，这是后话）。而在由此所造成的动荡中，人们发现，某些波动不仅其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周期性和重复性的。房屋市场便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如前所述，涨价预期促使当事人提前购房，这反过来加剧了房价的上涨；而被高房价所动员起来的供应的增长却比较迟缓，于是，房价就有可能在高位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还有可能继续攀升。然而，供应的增长也会加速，终将大步赶上需求；这时，预期逆转，存货回吐市场，再加上难免发生的推迟购买（这与前期的提前购买相对应），房价就会跌落。应当说，这种循环过程实际上几乎会发生在任何商品身上，因而，任何分市场事实上都处在起起伏伏当中。因为这些波动的规模一般不会很大，它们之间又会彼此对冲，所以也就不会显著影响整体经济的稳定性，人们也就对之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需要进行特别的治理。(www.xing528.com)

然而，房地产市场有所不同。房屋本身既是一种必需品，而其单位商品的货值又很高，所以，按照金额计算，房屋市场的规模非常巨大。房屋的使用期一般很长，长到了交易者一般对其寿命不甚重视的程度，因为交易者几乎无法预测房屋寿命何时终结，更无法预测房屋寿命终结时的经济状况。房屋的长寿命特征导致在任何时点上都存在着数量极为巨大的旧房子，这些旧房子的价值随着新房价格的涨落而持续地遭受重估，并进入交易系统。然而，由于前述的预期与囤积的原因，这些存货往往难以扑灭投机热情，以致在每一波次的市场动荡中，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价格的猛烈变动，交易只是在边际上发生，尽管交易量忽大忽小。许多房主既体验了财富价值猛增时的乐观情绪，又感受了财富价值跌回原值时的失落感。在这种循环中，除了种种煎熬与纷扰，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多少东西。可是，这只大象却把整体经济带动起来了；与房屋没有直接联系的其他大量经济活动最终被卷入了这一漩涡之中，与之共沉浮。也就是说，“系统性的波动”这时候发生了。

不存在完善的治理。德国人显然认为，既然国家不可能管理每一个市场的波动，那么，可以选取主要的市场，而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主要的市场”。于是，他们采取了严格的立法手段，从税收、金融、估价、租赁、补贴、刑事等多个方面建立了诸多结构性的措施，来打击针对房屋的投机活动。体现在这些措施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国家反对以投资升值为目的来持有房产，而只让房产发挥其居住功能（这颇有些重农主义的或古典经济学的味道）。因为立法者相信，一旦像房屋这样主要的资产市场稳定下来了，整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稳定。

这意味着国家潜在地把资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情形。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观点的新见解。同样的见解也体现在德国政府对其金融业的管理之中。对此我们不再赘述。但是，道理是相同的：国家既要防止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也要防止其具有过度的灵活性，否则，金融市场就有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策源地。这种观点与那种把投资波动视为经济周期主要来源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互一致的。这种观点归根到底也要求把金融部门视为“实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27]，把金融活动与普通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视作两种“实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欲使这种观点在经济理论的园地中真正落地生根，就需要做出算法式的重构和重述。

3.德国政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反垄断，讲求竞争性”。在上述各项比较严厉的政策管制之下，经济的活力从哪里来？对此，德国人的回答是，全面采纳私有经济制度，反对垄断，鼓励和促进私人企业之间的公平与良性的竞争。所以，这种看似与英美体制相似的制度，在德国模式之中便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离开了它，这个“模式”在整体上便不能成立了。在英美式的政策组合中，德国人拒绝了其中的多项具体政策，却单单选取这一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实行严格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反对资产炒作，严格管理金融业，反垄断和促进竞争，以上逐项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和同步性的行动（以及大型组织本身）保持警惕态度。德国人显然认为，这种大规模行动往往并不包含多少智力含量，反而会引起浪费，徒添烦扰；与其这样来回折腾，还不如让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分散化，不让大规模行动发生。亚当·斯密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概括为“自由放任”，而德国人则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优点在于竞争和创新。国家并不是要尽可能少地管理经济，关键在于国家怎么样来管理经济。他们把“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放在相互比较和权衡的位置上，而不是简单地应用“除外原则”。这种态度显然要全面和中肯得多。

正如3.5 节已经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的原则是，无论任何计算，所包括的范围越大则越好，而反垄断法却要求企业之间不要协商，从而生产计划不要（过分地）统筹；关于保护隐私的法律强制要求隐藏信息；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与制衡也要求各个单位独立行事，不得勾串；如果不是从追求多元性与知识发展的角度（从而算法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我们又如何能够阐述其中的合理性呢？

目前，德国模式正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大放异彩，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经济模式推广到全欧洲。这就是说，德国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之中。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相信美国人也会深入反思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模式。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现在正是我们对这些不同的先例兼收并蓄、从中吸取营养并设计我们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抓住并获取某些“后发利益”。对此，让我们在第四篇中再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