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方法：从经济学科学分析到假设-演绎法

在斯密的追随者和阐释者们中间，李嘉图获得了卓著的声誉。李嘉图被认为提炼和发展了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后世的大部分主流学者都深受李嘉图方法和传统的熏陶。从当时经济学所处的状况以及李嘉图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他的方法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然而，鉴于他是种种“反算法的”不良倾向的主要开端，我们不得不把他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之一。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重大弊病，主要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持有一种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来自牛顿物理学的观念，即认为世界上的现象受简单的规律所支配，纷繁的外表背后存在着相对单一的真相或实体；运动是暂时的，其后存在着静态化的结局，等等。无论他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另一种译法为“价值的不变标准”），还是他的模型化分析方法，都反映着这样一种单一的观念。“不变的价值尺度”是服从于他要建立完美理论模型的需要的，否则分析中需要进行的经济核算就无法有效地建立。这样的价值尺度，在李嘉图时代是不存在的；今天的信用货币也许与之比较接近，可是，由于纸币的币值依然是浮动的，这就宣告了这种“理想”是不可能严格地予以实现的。它所发出的是一声长长的悲鸣，这声悲鸣响彻了其后的整个经济学说史，可惜听者们并未理解它的含义所在。

再来讨论一下李嘉图的“假设－演绎”方法。在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主要是以现实世界为“底本”（或者“理论原型”）的。他们从经验事实或公认的常理出发来进行推理，得出结论；结论也要对现实世界有意义。然而，李嘉图却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这样一种具有理论性的东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组变量，这些变量各自具有自己的“脾性”与运动规律（例如劳动工资总是取决于谷物价格）；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进行相互作用，而经济现象则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稍微了解一点数学的人都知道，在多个变量并存的条件下，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为基本和普遍的方法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然后单独研究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再逐步加入更多的元素。这是人脑计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所不得不采取的方法。可以说，“假设－演绎”的方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是，李嘉图的目标是要演示和证明英国当年的《谷物法》对于经济的不良影响。要让他的观点具有说服力，最佳的方法之一就是演示一下某种冲击（例如《谷物法》的制订）对于经济体系将会造成的“最终后果”；把这种“最终后果”与没有这种冲击时的状况进行对比，读者就可以在整体上对冲击做出全面的评价。所以，李嘉图具有一种明显的动机，就是要让模型发生收敛，最终到达某种稳定的静止状态。笔者认为，这种动机有意无意地、然而却强烈地支配着李嘉图，迫使他把分析过程强行终结。无奈之下，李嘉图要么通过对议题、变量、因素、场景等进行选择来达到这一点，要么则使用假设的方法来生造条件（熊彼特所谓的“李嘉图恶习”^[5]。这些条件实际上不可能一一经受验证）。总之，避开不利的情形，选择或者虚构有利的情形（作者不得不面对和处理这些思维环节的事实恰恰明确地展示了“思维活动最小单位”的存在以及这些不同质的“最小单位”之间需要进行某种“拼接”的道理），而论述的重点则放在了假设之下的推导过程上。李嘉图就像一个莽撞汉，一头扎入了信息与计算的海洋，却误以为自己只是在自家的游泳池中嬉戏。他不时地抬起头，伸长脖子，幻想着一眼就能看清对岸的风景，以致忙不停地要把身边的每一个障碍物推开，拼命地向前游去。而对于习惯于整日坐在书斋中的学者们来说，这种方法却是一个福音，因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进行抽象作业的本领，同时规避现实世界的杂乱与不规则。(www.xing528.com)

于是，李嘉图的体系就开始慢慢地变异了。起初，对变量所做的假设的变化往往也是实际的变化过程，逻辑与历史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由于某个确定的静止状态等候在前方，“历史过程”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越来越为纯粹的逻辑过程所代替了。最终，在新古典学者们那里，变成了纯粹的数学推导。各个因素与变量的特性或规律（例如规模经济效应等）原本是一种很重要的知识，这种知识正是由经济学家们通过长期的经验观察和大量思索而总结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知识一般是经济学的受众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所获得的最为重要和真正有用的知识之一。然而，现在，重心却在悄然之间转移了，焦点变成了推导方法。似乎只要推导方法正确了，经济学著作就应该被接受了。学者们沉溺于书堆中，渐渐地遗忘了现实世界，不再追求理论应当具有的实用价值。而读者们则被置于一种类似于“逻辑的圈套”的状态中，以致忽视了反面的情况。经济学越发学院化，这种倾向就会越发得到支持和鼓励。

怎样走出这种困境呢？答案就是全面的算法式的改造和重述。核心就是引入有限理性，要放弃那种企图全面地、清晰地、“一尘不染”地解析经济体系的想法。经济学者们不能指望以压倒性的、无可辩驳的姿态击倒论辩的对手。优先的任务是铺陈和阐述“前确定性的”（也即在我们着手去发现确定性之前的）状态和原理，把确定性置于这种原理之下，使之成为一种局部的存在。经济变量的特性与规律归根到底来自思想的客观实在性，该性质使得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无视他人、观察者和后来者而“我行我素”；特性与规律正是如此这般才得以形成的。这既是知识存量与临时计算之间的关系，也是模式与“临机权衡”之间的关系。它反映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其次，就是把分析和展示的重心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甚至要消解和忘记最终的结果。一个模型、一种理论只能用来讲述片段的历史故事，预言有限的和局部的未来。“一口咬定存在最终的结局”与“只在局部性和阶段性上承认某种结局的存在”是李嘉图的方法与“非李嘉图的”、从而算法的方法的关键区别。

穆勒说：“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的话，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垦或未得到很好开垦的地区，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到达静止状态。”^[6]主流学者们走不出这个静止状态，迫于无奈，约翰·穆勒反而对之大加赞扬，颇有“苦中作乐”的味道。现在，我们再也无须这样苦中作乐了，因为我们在引入大量负面元素的同时，已经为市场体系找到了一个无穷广阔的、更加引人入胜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