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分工理论：市场规模与交易平衡

在以上总论的基础上，本节余下的部分用来重点评论一下斯密和李嘉图。

斯密的著作含有丰富的算法元素，例如有限理性、人力资本、结构性、动态性、发展等。他的学说植根于对于经济历史的大量观察和详细记录，而又不失理论性。他兼顾了静态与动态、实体与金融、国内与国际、解释与政策等方面，因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综合性和平衡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著作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主题。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初步讨论了“看不见的手”，这里的论述则从分工开始。

《国富论》一开头，斯密立即提出了他关于分工的著名的命题：“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然后，他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他尤其提到：“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3]这是十分“算法”的观点。而分工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4]随着市场的扩张，分工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经济效率得以提升；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拓展的能力。如此循环往复，经济体得以持续地发展和增长下去。

斯密的分工学说具有较少被论及的多方面的意义。首先，笔者认为，斯密的论述开创了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认为经济活动与经济体系的组织方式对于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组织方式又是内生的和可控的，因而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人为的干预不断使之创新和进步。这种“组织方式”的部分含义当然是指正式的制度，但是，还有大量不属于“正式制度”这一范畴的安排或做法，甚至超越了“非正式制度”的范畴，而属于一般的、类型多样的、不规则的社会性知识或“安排”。这些知识由私人经济行为者予以开发和使用，并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斯密认为这样的知识是重要的，它们既是发展成果的体现，又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换言之，斯密实际上把这些知识视为与生产技术或其他资源相并列的、相平等的元素——用算法语言来说，相当于“客观实在”或者“实体”。当斯密把这些知识讲授给社会大众来听的时候，这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重视。人们一下子知道了，导致我们自身贫穷或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如何来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绝对最优、一成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各种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很大，而当事人自己则对之拥有很大的设计权、判断权和决定权。从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些道理可能主要是以“默示”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的，但它显然与英美社会长期存在的以下传统有关：人们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现行的各种制度与做法的合理性，并且不停地衡量、分析和探讨对之进行改进的可能性。在经济学界内部，这些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经济理论走向单纯化、机械化和绝对化的效果。(www.xing528.com)

斯密的分工理论具有一个简单而清晰的架构，这个架构就是“分工＋交易＋市场规模”。先说“分工＋交易”。“分工”的原意是指企业内部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也可以用来指称制造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服务于不同企业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两个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不同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只要人们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也就有可能存在分工关系。分工意味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保持一定的单纯性，而从事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却是多样化的，个人所要消费的商品也是多样化的，于是，就需要进行交易。这么一来，分工与交易也就相互支持和相互需要，从而使得生产与交易成为两类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这种论点的潜在含义当然就是承认交易不是（像后世的新古典学者们假设的那样）时时处处可以随便发生的；不仅如此，经济学者还应该具体探讨交易发生的条件与后果。这些道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斯密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的而不是偏颇的关系。

进一步地，鉴于市场规模是可变的，以及生产中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在分工、交易与市场规模之间，又发生了一种动态的、持续性的相互作用。市场规模越大，则商品交易的规模越大，生产中可以采取的分工水平就可以越高，经济效率也就越高，国民也就更加富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无限扩张的动态图景引起了读者的激动和向往。使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经济行为，人们自然就会倾向于寻找和建立各自的比较优势（当然这是李嘉图后来的用语）；使用它来制订公共政策，自然也就会得出一种虽有瑕疵但却仍然大致正确而有益的政策，即打破国内国际的贸易壁垒，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