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是一门主要产生于英国的经济学。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它构成了当今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部分。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开始于亚当·斯密于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这部著作以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其中的论述相对全面、折中而富有包容性。虽然在后世学者们看来,其中颇多含混不清之处,然而,作者以丰富的实例和文学式的笔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经济发展与市场扩张的画卷,从而使得读过该书的人无不感受到一种激动。它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学术著作之一。
在斯密之后,出现了多位以阐释斯密体系为己任的学者。他们在阐释斯密体系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观点加入了论述之中,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理论风格。由于这些著作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致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古典经济学”甚至不能成为一个流派,它只能算作一个名词。其结果是,斯密仍然高居于一切著作者之上,他的著作中相当多的内容至今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后世的论证是糟糕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如前所述,以算法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对斯密命题的含义及其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发掘都还尚未真正开始。对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学说的诠释、改造和重述,将会贯穿本书;因而,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概要。
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提出了诸多基本的概念、范畴与原理。它们沿用至今,构成了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从本体论方面来说,它划分、定义或建构了实体,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就可以探讨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方式来解释经济与社会现象。这就好比《圣经》的开头,上帝把混沌一片的世界划分为日与夜、天与地、陆地与海洋、动物与植物、男人与女人,从而才有了故事的发生,才有了后来的叙述。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划分已经被新古典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例如,经由价值、劳动、资本、利润、储蓄、消费等概念,一幅若干实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图景便呈现了出来。这些实体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是人脑的构造,是一些经过抽象而形成的类别。它们是主客观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例如,“资本”并不仅仅是指机器,它还指许多别的东西;所以,它就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理论,就可以用于批量性地描述和解释一系列的、大量的现象,而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这是建立理论的一个基本技巧。对这个技巧的意义的说明必须以算法理论为基础。假如研究者们具有无穷大的计算速度,就可以针对一个个客体分别建立独立的、精确的理论,就没有必要这样做。
然而,在此期间,由概念及其关系所组成的理论框架仍然是非常薄弱的;并且,概念之间的丰富关系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发现了。这就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理论的碎片化。古典学者们在各自的视野之内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之间要么相互冲突,要么,即使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仍然有待于继续做出说明。第二种结果是,面对不同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际之间所存在的大量空隙,需要经济学家们拿出常识、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填补,以便完成他们的论述。
具体来看,在斯密之后,作为在欧洲大陆传播斯密体系的第一人,萨伊首先抛弃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代之以效用价值学说。他的论述具有一些宏观经济学的风格,然而,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货币在实现经济秩序(或者均衡)中的中心作用(萨伊尤其强调在核心经济分析过程中应当把货币排除在外),以及经济体系的动态性质,萨伊定律导向了错误的方向,变得绝对化,以致留给后人无休止的争论。李嘉图发展了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却把它发展到了形而上学的极端。他对假设和演绎方法的滥用大大加强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化倾向,并为后世所沿用。李嘉图是我们要加以批评的主要目标,对此将在4.2.6~4.2.8 节进行展开。约翰·S·穆勒虽然自称为李嘉图的阐释者,但是,同时作为一位政治学者、多面手和博学之人,他具有广阔的视野,他显然是把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予以看待的。美中不足的是,他的体系的动态性不像《国富论》那样显著和宏伟,这是李嘉图的悲观的静态系统所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却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他的人口理论意味着,我们不能总是以天真的“天然和谐”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现实,经济系统内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人口增长与产量增长之间的不一致,而且还体现在其他许多不同的方面。如果习惯了其他作者们四平八稳的论述,马尔萨斯的著作则使人有“别开生面”之感;它以流畅的、优美的动态化叙述展示了诸多“算法式的”观点。相对而言,他的论述是反主流的,却与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另一种理论风格遥相呼应。(www.xing528.com)
以上说的是各个古典学者们之间的差异。从一致性方面来讲,各个古典学者的论述都涉及了静态、动态、生产、消费、分配、贸易、货币与政策等问题。他们普遍认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需要相互结合。在对实物经济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货币必须被包含在经济理论的体系之内,然而需要作为一种例外加以处理。各位学者都致力于论证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性。同时,无论他们的具体政策主张有什么分歧,他们显然都认为,经济理论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经济社会制度的建立与政策的制订提供帮助。无论马尔萨斯的论述和主张从表面看来多么冷酷无情,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与其他学者们一样,表达了对现实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无尽关怀。
对于后世的主流学者们来说,古典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母体,一种权威。它大体上划定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语言和叙述风格,甚至提供了基本的、主要的观点和结论,因此,古典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这种影响远非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匹敌。古典经济学固然不是铁板一块,后世的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即无论什么样的论文或作品,只要直接或间接地与某个古典学者的论述联系了起来,即被视为具备了一定的“正统性”,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就因此而得以“阐明”了。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就是一个相框,供大家来把各自的作品粘贴于其中。与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突出了一个“新”字;在把某些方面精细化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却把古典经济学所拥有的许多宝贵的元素(例如动态性)丢弃了。
然而,古典经济学所拥有的这种(并不那么严格的)综合性,只是相对于如今的主流经济学而言的。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相当狭隘而僵硬的。例如,在历史学派面前,它就是如此;在其他社会科学面前,它也是如此。因此,经济学的大综合,不得不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来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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