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思想的综合与分歧

在古典经济学之前，究竟是否存在经济学？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经济活动，就有对它的认识和学说。外国有，中国也有。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就曾经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说。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遵循一般经济学说史著作的（实际上也是亚当·斯密所开启的）传统，即仅限于考察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与专业经济文献相衔接。

马克·布劳格这样来介绍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见解的主要特点是人们所熟知的：金银和各种财宝就是财富；调节对外贸易以促进金银的流入；通过奖励廉价原料进口以推进产业发展；对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鼓励出口，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重视人口的增长，保持低工资。^[1]

由此可见，早期的经济学说主要体现为一种政策，或者，把经济观点与政策主张密切地结合了起来。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质在这里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社会科学很难与政策（或者社会工程学）相分离。社会科学正是因应公共政策或者其他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或学说，或早或迟，都将导向政策学的或者给当事人提供其他行为建议的结局。适当的社会科学原理与方法论，必须允许甚至论证这个道理。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政策与社会工程学抹杀了。

其次，重商主义既重视货币的重要意义，又肯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两样东西，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都被排斥或贬低了。然而，正如马克·布劳格所指出的，后世的历史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却与重商主义一脉相承。因此，重商主义可以视作这种特定类型的观点、主张和传统的发端。(www.xing528.com)

与之相对的是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的著名信条是：农业是唯一生产价值的部门，其他部门则只是转移价值；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交换实际上可以简化为物物交换，等等。重农主义者还强调公平价格、自然秩序等概念。这就开启了经济学中的另一种传统，即“重物轻人”，或者“重行动轻思想”。这一点也可以从重农主义的英文单词physiocrat 的构造上看出来，因为它与物理学的英文单词physics 共享一个词根。重视物质和生产活动的另一面就是轻视思想、通信、流通以及社会过程，包括对商业、金融和货币的轻视。重农主义者强调合理价格与静态循环的观念，这与“均衡”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必然导向对政府干预的反对。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魁奈深受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窥见两者的相似之处。鉴于古典经济学对重农主义的继承多于重商主义，因此，对于东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一致性，我们也就获得了一条脉络。

现在转向对两者的综合。

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分歧，首先意味着对于生产与流通、以及（从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通信活动）各自重要性的不同看法。这个争论是后来的“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相区分的开端。这个区分在经济学说史上既是泾渭分明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可以说，心与物、身体与脑的分裂——或者可以称作“反算法的分裂”——在经济学说史的初期，就已经引人瞩目地发生了。正所谓“丁是丁，卯是卯”。重视物理与“真实因素”的重农主义，逐渐演化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部分，直至新古典经济学；而重视商业与金融的重商主义，则沿着“历史学派－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脉络发展。然而，对于这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却很简单。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观点是，在人类活动中，两者都是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出于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因，重视其中之一，并不意味着对另一个的取消或反对。物理与肢体动作是具体的，信息、思想与社会机制也都是具体的。物质是实体，精神也是实体。当分析生产时，假定与之相联系的流通过程已经最优化（均衡），这只不过是分析方法的一种简化；反之，当分析流通时，把生产活动推到背景的位置上，也是一种简化；因此，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局部分析而已。显然，对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理解为“是否应当把思想视为一种真实因素”这样一个问题，也即“心与物是否可以并列地予以比较、结合、权衡与互动”的问题。重农主义的回答是否定的，而重商主义的回答则是肯定的。也可以理解为有限理性与完美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理解之间具有等价性。“完美理性”是一种肯定性的学说，它积极地建立命题，但是夸下了海口：“凡是你能够想到的，我也都能够想到！”而以往的有限理性论，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学说，它的主要含义是：“理性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现在，算法的方法是，我们既不承认理性无所不能，也不是仅仅批判别人的观点，而是刻画出理性的具体形态：“你瞧，理性就是这个样子的。至于它是有限的还是完备的，你自己判断吧。”这就一下子把夸海口的人和他的反对者的观点整合成为一种单一的观点了。

一旦我们把物质产品生产活动与商业、金融和政府活动视为性质相似（都是客观实在）的、具体的、种类不同的、可比较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大综合的实现就具备了根本的基础。当然，这只是对“大综合”的一个原则性理解，至于具体现象的发生——例如货币或政府如何产生——则还需要到具体的语境中去进行说明。然而，优先的工作正是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货币是一种计算工具，它因应有限计算速度而产生；“政府”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思想（而不仅是办公大楼），一种人际关系，一种“算法”的体现，它产生于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市场的不完善并与市场相竞争；每一个价格都有其产生的具体道理，“公平价格”只是其中之一，它绝不是唯一存在的价格，它的具体含义还需要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寻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