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把主观性与客观性完全分割、并使这种区别绝对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点在瓦尔拉那里就显示得很清楚。在对科学、技术、伦理学和“应用经济学”等范畴做出区分之后，瓦尔拉把经济分析限于一个狭窄的、他称之为“纯粹经济学”的范围之内。“纯粹经济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在一切方面都和物理数学相似。”[42]“纯粹经济学本质上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43]“交换价值论就实在是数学的一个分科。”[44]瓦尔拉的论述确立了此后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弗里德曼准确地把握了新古典方法的实质，并把它发展到一种极端。他说：“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45]
这种试图通过纯粹的演绎方法来达到学科基本目标的想法是一个迷梦。即使在经济学家们所虚构的环境中，这个目标也是不能实现的。一旦我们认识到有限计算速度的存在，那么，如何对基础数据进行取舍，如何建立假设，沿着什么路径、朝着什么方向进行计算就都成了问题，我们也就不得不做出主观的选择。科学理论只能用来解答世界中的局部问题，它常常不能把我们直接引导到关于实际问题的完善的答案上，于是，“怎么办”就成了一种与科学理论有所不同的工程学问题。在数据的海洋中，学者们就必须帮助当事人寻找路线，以便他们能够从自己所在的地方顺利地到达要去的地方。诸如此类的视角都很清晰，胜似其他作者们所做出的大量费而不惠的论证。它可以使我们全面地、透彻地看到学者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由此推知为了履行这些责任所应采取的研究方法。例如，成本－收益分析本身就建立在习俗与模式的基础之上，这是主流学者们一般所未曾察觉到的。一个拟议的行动会造成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又会进一步产生怎样的积极与消极影响？想想看，假如采用新古典的确切性标准，这怎么能够完全列举清楚呢？而如果不列举清楚，又怎么能够决定一项行动是否应当进行呢？实际上，正是一些传统和惯例规定了人们如何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哪些项目需要计入，哪些不必计入，以及哪些应当如何遵从私人交易之外的其他安排来进行特殊的“计入”，等等。而只有这些核算方法模式化之后，“外部性”这个概念才能合理地产生。
在算法框架之下，当我们理解到完备的分析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之后，我们也就可以重新看待和重新梳理福利经济学。社会科学原理是统辖整个经济研究的一般原理。中立性是在主观性与价值判断林立的世界中相对地发挥作用的。在该视角之下，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演绎性的数学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被应用于现有的福利经济学）可以作为一些关涉局部分析的“模型”来看待，它们在特定假设的范围之内来运转。它们可以视作一些短期分析，或者“技术性地”忽略计算成本的一些分析。只要不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那么，无论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显然各有各的用处。对国民福利的测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确信存在某种完美的测量方法，而是因为现实社会具有这样的需求，做总比不做要好一些。各种规范性标准之间的冲突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矛盾与缺憾是无处不在的。同理，圆满的财富分配方法实际上是难以设想的，因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不能视作绝对地公正。正如我国经济学家们在改革之初就已经认识到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优点在于它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可行的方式，尽管它明显地不是完美的方式。与之相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则具有显著的缺点，它极大地破坏了经济效率。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在于知识发展方面；因而，一个不包含知识发展的分析框架，怎么可能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有效的诠释呢？它又怎么能够激发人们持续不懈地探索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呢？
福利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接口，它把主流的数量型的经济分析与其他广泛的经济与社会议题连接起来。然而，这个接口过于狭窄和勉强了。我们将要运用的是相反的方法，即首先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与平台，再把各类具体理论作为其中的子系统、特例或应用来看待，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由这个平台予以保证。
【注释】
[1]以上直接引语均来自［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404页。“瓦尔拉斯”为“瓦尔拉”较早期的译法。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中国通常简称“《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上卷，第25 页。
[3]这里顺便稍微评论一下“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用词显示了经济学家们获得相关认知的来源，也即，正是在对企业家活动的研究中，这种“精神”才被发现的。然而，这种用词毕竟是具有误导性的。可以说，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人们都不得不发挥“企业家精神”，因而这种“精神”绝不限于通常所谓的“企业家”。而且，这种“精神”的表现形式必定也是多样化的，而不限于进行通常所谓的“创业”。其次，还可以说，其实这也不宜称作一种“精神”。它只是人们有时候不得不具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或算法）而已。如果它专指“冒险”的话，冒险也不能脱离理性的计算。不应当把冒险看作一种“非理性的”东西。
[4]参阅［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1007-1008 页“偏好颠倒”条目所做的综述。
[5]不过，要避免由此得出另一个极端的结论，即认为算法式的规律在指导着一切，或者欲望要服从于算法；若果如此，我们就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一元论。我们只是强调欲望与价值观之间的相似性及其在分析中的主次关系。
[6]参阅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二十二至二十五章。
[7]关于这个算法的一个常用例题是所谓的“背包问题”：给定n 种物品和一个背包。物品i 的重量是wi，其价值为vi，背包可以承受的总重量为常数C。n 种物品的总重量大于C。每种物品都不可以进行切割和细分。问：应如何选择装入背包的物品，使得装入背包中的物品的总价值最大？（参阅王旭东编著：《算法设计与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12 页）由于组合爆炸的原因，随着物品品种的增加，可供考虑的遴选方案的数目急剧增长，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以致需要运用某种解题策略来求解。通常可以设想三种策略：1.优先选取价值最大的物品；2.优先选择重量最小的物品；3.优先选择单位重量价值最大的物品。然而，这三种策略各有优缺点，并且都容易得出错误的答案。计算时间受限的当事人，不得不运用这些简易的策略（或其组合）尝试着进行计算，也不得不忍受由此导致的各个计算结果的不完善性。反之，即使最佳答案最终可以找到，其用时可能也漫长得难以忍受。
[8]［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16-17 页。
[9]“价格中心主义”这个词其实并不足以完全概括新古典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故而本人在此未予采用。新古典的观念导致了对于除了交易与价格以外的其他一切的消灭，而不是仅仅让价格处于经济体系的中心位置，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
[10]作为奥地利学派近数十年来的一部重要著作，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一书（Gerald P.O’Driscoll，Jr.and Mario J.Rizzo，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2）明确地表示了对“价格至上论”的反对（参阅该书第105-107 页）；两位作者认为，人们并非只从价格信息中来获取知识，其他非价格信息也具有重要意义。
[11]［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128 页。
[12]［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本自然段据第一卷，第409-411 页，“交易学”辞条。
[13]参阅［美］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四篇，共包括三篇论文。
[14]［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9 页。
[15]［美］科斯等：《契约经济学》，李风圣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92 页。
[16]［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33-344 页。
[17]参阅http：//www.nsd.edu.cn/cn/article.asp？articleid=7674，以及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526-528 页。
[18]参阅［美］科斯等：《契约经济学》，李风圣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92-94 页。
[19]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351～379 页；直接引语见第374 页。
[20]［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18 页。
[21]［美］科斯等：《契约经济学》，李风圣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95 页。(www.xing528.com)
[22]［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94 页。
[23]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31 页。
[24]［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897 页。
[25]［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79 页。
[26]［英］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李小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272 页。
[27]参阅桑福德·池田：《市场过程》，载［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274 页。
[28]参阅“FT 中文网”文章《有效市场假设与经济预测》，网址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794，作者［英］约翰·凯，2011 年9 月21 日。
[29]例如，经济学说史专家马克·布劳格就曾在他的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评价一般均衡理论时这样写道：“在一个多世纪对一般均衡理论核心的不断精炼之后，一场操练已吸引了20 世纪经济学领域中一些最聪明的人，这个理论不只是在真实世界分散的市场经济中，而且甚至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家所钟爱的黑板经济中，也没有阐明市场均衡是如何实际上达到的。现实经济中的这套均衡几乎肯定是路径依赖的，它可能得了‘滞后’病，均衡不仅依赖于这个体系的当前状态，还取决于它的过去历史。”（［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57 页）
[30]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就使用了这个词。参阅［德］瓦尔特·欧肯：《国民经济学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31]［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546 页。省略号以及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
[32]［英］希克斯：《价值与资本》，薛蕃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115 页。
[33]Roamer，Paul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Volume 98，Issue 5，Part 2，S71-S102.
[34]［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671 页。
[35]［瑞典］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刘契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36]可以参阅马歇尔对生产问题所做的一些思考（［英］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82-8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这些思考反映了持有比较正确的基本理念的经济学家对于生产问题的困惑和谨慎。
[37]［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55-56 页。
[38]同上，第64 页。
[39]［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98 页。
[40]［美］斯蒂芬·A·罗斯：《新古典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61 页。
[41]［美］斯蒂芬·A·罗斯：《新古典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本自然段引文均见第65 页。
[42]［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55 页。
[43]同上，第17 页。
[44]同上，第55 页。
[45]［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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