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主要的经济议题之一。同时，它是一个标志性的现象，说明把思维性的对象纳入分析框架对于经济学是多么地必不可少。如同3.7.5 节所述，货币是与新古典框架无关的，新古典框架无法内生货币。它反而可以用来说明，货币是不必要的。依据这种看法，我们完全可以拒绝讨论所谓“新古典的货币理论”以及“新古典的金融理论”。不过，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比较宽泛的理解可以勉强为我们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理由。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应用性的议题上来确定“新古典的”立场和方法是什么，以及“算法的”立场和方法是什么，然后在对比中达到比较中肯而全面的认识。
这里所触发的题目都非常巨大，限于篇幅，我们只能蜻蜓点水般地稍作论述。
可以说，关于货币的经济学，是从对于“货币是否中性”这一问题的争论起步的。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显然与潜藏在古典经济学中的“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有关。新古典经济学只不过是古典经济学思想中这一分支的一个发展而已。只要把货币理解为我们所说的一种“实体”，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透彻的理解与回答。这就是：它当然不是中性的！货币进入经济系统，类似于一个物体进入了各种力相互作用的物理世界，它当然会对其他实体产生应有的“引力”，进而给整个系统带来一定的变动。反之，如果认为货币是一种思想符号，而思想不可以与物质并行讨论，那么，就会产生“货币是中性的”这样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与反映论的哲学观念是相互一致的。所以，关于“货币是否中性”的讨论，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货币本体论地位的认识含糊不清。
手持货币会促使当事人谋求支出，包括开发一些新事业，这种情况与不持有货币只持有实物资产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货币帮助人们建立了数量化的经济核算方法，并使之盛行于世。它也培养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这些都绝非“无货币的经济”所可以设想的。发现和确立某种实物货币不容易，而要建立和维持一种纸质货币也绝非易事。这就如同我们不可以把某种商品设想为可有可无的一样。一旦我们认清这一点，则假想一种“无货币的经济”、再把货币添加上去、然后再将二者相对照的做法就是没有意义的。“无货币的经济”是无法运转的，我们不必设想它，更不必详细地研究它。我们不必厘清货币对于经济的“净影响”是什么。
货币对于经济具有实际影响力，这意味着所谓的“货币幻象”无处不在。然而，这个词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歧视性的。货币既然是一种具有实际威力的存在物，那么当事人对它做出反应就是正常的和应该的。假如当事人没有对它做出反应，则只能是因为诸如“他没有注意到特定的货币存在物或者货币事件”之类的原因，或者因为他故意（或不得不）采取忽视的态度。鉴于宏观统计数据的滞后性和模糊性、经济的异质性和结构性以及经济计算的便利性要求等因素，把那些与经济学家们所预期的结果不一致的行为定性为“幻象”的做法，其实只是反映了经济学对于现实的不理解。这样的“幻象”是无处无时不在的。我们恰恰不能十分确定的是“什么不是幻象”。对经济数据仅仅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并不是追求真相的正确方法。
认为“货币的注入最终只是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观点貌似合理，然而它至少具有这样两个缺点：1.它过分强调了货币注入过程的“最终”结果，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导到对这种结果的关注上，以致忽视了“过程”的常态性。2.这种论调表达了分析者简化问题的企图，以及想要把货币排除出“真实因素”之涵盖范围的企图。一般而言，我们很难说某种因素只会具有什么样的后果；后果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暂时的，也有长期的；有连续的，也有间断的；有数量上的，也有结构性的。后果虽然在程度上一般是有限的，但在种类及持续时间上往往又是无限的，一轮又一轮的，因而很难穷尽。例如，一次机会主义的货币注入固然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却在以后若干年中不时被批评者们提起，它甚至有可能最终导致立法的改变。在此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来立论呢？
如前所述，我们应当把不均衡视为一种常态，而把均衡视为一种很少见到的、转瞬即逝的情况。然而，新古典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在引入货币之前，实体经济被设想为处于一般均衡之中；引入货币之后，则处于“货币均衡”之中。利息被定性为与一般物价相类似的“货币价格”。“利息”本身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这一点被忽视了。如同思想的发生和传播不耗费任何时间与资源一样，货币的注入也被设想为像天上下雨一样，一时间滋润了每一片土地。这样一来，除了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之外，它也就没有其他作用了。马克·布劳格把维克塞尔的“货币均衡”概念概括为以下三层意思：“如果借贷利息率意味着：（1）‘或多或少与新创造的资本的预期收入相等的比率’；（2）‘在这个比率上，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储蓄的供给准确一致’；（3）‘在这个比率上，商品价格的一般水平没有向上或向下变动的倾向’，那么，借贷利息率处于均衡。这三个标准一起构成‘中性货币’的必要条件，货币制度如此组织可使价格水平沿经济增长途径保持稳定。”[39]简言之，“货币均衡”实际上表达了“经济在不发生浪费、不犯错误的前提下稳定运行和持续增长”的意思。这佐证了我们对于“广义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解是适当的。一旦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含义得到了澄清，我们也就无须对之做出重复的批驳了。
正如经济学说史专家们所指出的，在货币理论领域内，新古典方法的意义就是复兴历史上已有的货币数量论。然而，货币如果是思想的一种载体，按照新古典的原则，它被拷贝多少份就是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没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货币数量论其实是与新古典的原则直接相冲突的。这一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货币数量论尤其为现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所继承。我们可以注意到，弗里德曼的著名观点包含着一种有趣的相互矛盾：1.货币数量至关重要；2.只要货币供应量适当，经济即可自动实现平衡。可是，实际上谁也不能确定什么样的货币供应量才是适当的，也不存在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简单的办法或公式，因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变幻不定的。这就否定了“货币数量具有唯一重要性”的观点。鉴于货币数量在现代是由政府机关来决定的，假如市场可以自动平衡，只有不依赖于货币数量才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合乎逻辑一致性原则的“新古典的货币理论”，应当否定货币数量的重要性，而不应当主张货币数量论，更不能在认为“货币数量至关重要”的前提下仍然坚称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甚至，即使经济学家们业已关注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也不能够说市场就可以“平衡”了，因为，我们根本连什么是“平衡”都说不清楚。例如，经济要持续地、稳定地增长，我们就必须确定，这个“均衡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几，而我们怎么可能确定这个数字呢？反过来，假如这个数字不能确定，“均衡”也就无法定义。
这种理想主义的研究方法必须予以放弃。货币理论家们通常所忽视的一个基本道理是，货币其实并不比包括普通商品在内的其他任何存在物特殊多少，货币理论因此总是被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状态（或“最终状态”）所挟持。例如，任何商品都存在一个最优数量的问题；一旦达到这个数量，它也就可以视作“中性的”，也就可以被（暂时地）“剔除”掉了。任何其他因素也都是这样。假如把这些“真实因素”拿来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可以相信，每种因素都会在到达某一点之后，便不再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绝不能凭借这一点，就把货币置于特殊的位置上。(www.xing528.com)
由于新古典主义在货币理论中的应用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意义，这种应用也就自然地延伸到了金融领域。“新古典的金融理论”曾经名噪一时，并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至少，它与“行为主义的金融理论”之间形成了对立，从而在这个应用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在3.6.5 节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它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现在，我们再稍微对之做一些讨论。
“新古典的金融理论”主要强调了金融市场具有“无套利”的特征，也即市场是“有效的”，交易者无法通过任何“合理的”交易策略获取收益；原因在于，有关证券价格的信息会迅速地进行传播，进而引致证券价格及时地进行调整，消灭套利机会。这样一来，证券价格的常规变动只能被视作一种“随机游走”。
这里还要再次讨论一下“套利”这个概念。“套利”具有“捡便宜”的意思。经济学的传统观念是，利润是投资和生产的结果，因此，它是“正当的”。可是，市场上有时会存在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实质贡献就可以获利的机会；利用这种机会的活动，便称作“套利”。因此，“套利”其实是被看作与“正当经济活动”在性质上不相同的活动，这显然忽视了套利活动中潜在的代价与风险，而这种代价主要包括信息、计算、时间、通信等所谓的“非生产性的活动”。任何活动都不能完全设想为一定能够顺利地进行，而任何套利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同时地进行买与卖，所以，风险其实是存在的。由此看来，把“套利活动”视作与常规经济活动不同的活动，赋予其专用的名称，实际上只是体现了对种种“算法因素”的忽视和歧视，它反映了典型的“新古典观念”。“无套利”理论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有，唯独‘套利’不可以有”，更是把这种观念推向了极致。这种理论显然是零利润的完全竞争学说的一个变体，所以，我们对于完全竞争与零利润的批驳，也就完全适用于它。声明一下，在本书中，我们是把套利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同等看待的，因此，有关的术语也是混用的。我们既可以把“正当经济活动”看作是在“捡便宜”，也可以把套利活动视为在“生产”，这并无本质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之一斯蒂芬·A·罗斯却做出了这样的自我解嘲：
课堂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有效性的笑话：金融系的教授和学生经过大堂时，发现前面的地上有一张20 美元的钞票。当学生正要弯腰捡起它，教授摇了摇头说：“不要费心了。如果真的是一张钞票的话，早就有人把它捡走了！”[40]
这个笑话表明，该理论的提出者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特点与局限性都有一定的认知。那么，这个理论为什么还是能够被提出并得以存在呢？原因显然在于，新古典的方法虽然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虽然它明显地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过程，但是，它的确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释部分现象，即使面对行为金融学强有力的挑战时也是如此。例如，在证券市场中，发现套利机会的确是不容易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机会都不存在；对于大多数普通交易者来说，股票投机常常都是失败的生意。由于大家都处于相似的环境中，要想表现得比别人高明，一般是非常困难的。行为主义经济学强调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的另一个面相，即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对此我们将在4.7 节再做论述。如今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行为主义的积极意义，罗斯甚至承认：“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多数人多数时间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非理性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又争辩道，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反常现象”，通常都具有“规模小”“一经发现即会倾向于消失”“不容易作为制定交易策略的基础”等特征。[41]罗斯的观察不够深刻。反常现象即使不常见，也可能预示着重大的原理尚未被发现。科学正是通过重视反常现象进而谋求对之重新进行解释而取得进步的，这是科学进步的一般方式。罗斯的争辩反映了新古典学者们如今的普遍态度，即在各种声势浩大的责难面前，他们已经后退了，他们只谋求退守一隅，不再把新古典框架视为可以全面解释经济现象的普遍范式，而是一种流派化、风格化的方法。这种态度与早期的新古典学者们是迥然不同的。循着这条道路，新古典方法的说服力反而增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特点和优势也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就是：新古典方法着重于刻画某种经济社会过程充分展开之后所形成的稳定状态，着重于筛选和面对那些比较容易形成确定答案的问题，着重于揭示不同个人之间的一致化的思想与行为，而忽略时间过程和主观性。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引入算法理论之后，在新古典框架从整体上崩塌的同时，它的真实意义反而就会浮现出来。
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在经济理论领域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意向凸显了对经济理论进行“大综合”的迫切性。通过补足新古典所忽视的东西，以及重新阐述新古典经济学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拼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我们宣告新古典经济学的“终结”，既是指对它的错误所进行的本质性揭露，也是指对其有价值成分的挖掘、继承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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