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小节,我们转向从时间的角度再来讨论资本。
对于庞巴维克、维克塞尔等人来说,“人造资本”的出现是一种奥妙无穷的现象,它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庞巴维克甚至正确地提出了“迂回生产方法”这个概念。只可惜,他未能参透这个概念中的全部重要元素。他未能认识到,人的有限的身心结构以及在单位时间内的有限的作业能力是导致“迂回生产方法”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导致他(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思绪沿着多条无效的线路推进。他过于关注“平均生产周期”或“生产的迂回程度”等概念。表面上看来这是在重视时间因素,然而这种“重视”却未能取得重要成果。他反复推测这样的命题:看来,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资本的生产力就越大。他并将之归结为一种经验规律,而不认真地尝试去解释它。[37]这显示出他急于迎合新古典式的机械的、片面的、简单化的数量分析的倾向。他尤其明确地拒绝把资本的概念扩大到人与人的思想。例如,在评论亚当·斯密时,他这样写道:“他把资本的国家概念,引伸到私人的各式各样的财产、才能、技艺等等上面去……它们就像魔鬼轻率地施展邪术一样,使资本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安宁。”[38]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奥地利经济学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奥地利经济学后来才越来越走向了独立。
一个人无论做事情,还是制造产品,一般总要经历许多步骤,并花费一定的时间。这原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庞巴维克看来,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有什么东西未能消耗完毕,以致遗留了下来,可以供未来继续使用,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其实,令人费解的并不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是为什么会对这种现象感到费解。这种困惑显然与对下述事实的忽视有关:在许多事务的进行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中间产品,而部分中间产品在整个工序结束之后未能保存下来,故而未被注意到。例如,能源便是如此。企业在生产中需要多少燃料,便可以去购买(或自行制造)多少。只要不打算建立储备,可以在产成品完工时不再保留任何燃料。半成品也是如此;当产成品完工时,它已经完全转换为产成品了,因此也可以做到什么都不留下。资本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这显然是因为:1.资本品在性质上不同于产成品,因此未能受到与半成品类似的待遇,而是被界定为与生产的“副产品”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它只能用于未来的生产,而不能作为产成品销售出去,变为收入。2.资本品是比较耐久的、不能分割的中间产品,因而它不能够像燃料那样想用多少便购买(或制造)多少;企业要么避免使用它,要么便需要一次性具备较大规模以及较多种类的资本品;二者只能选其一。然而,庞巴维克等人所忽视的是,资本品一般都是有寿命的,因而总会逐渐地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任何“非资本品”也都能够在时间上连续地存在,并非像新古典学者们所想象的“转瞬即逝”(或者持续时间为零)。所以,资本品与“非资本品”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后者寿命较短,前者寿命较长,仅此而已。“非资本品”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本(流动资本),虽然它在生产的开始与结尾处消失了,但只要我们连续展开生产的时间过程,它就会重新出现。如果把后者的“存在”想象为不占用时间,那么,二者难免就会对立起来,它们之间就会出现一道鸿沟。“关于资本的问题”显然就是这样没头没脑地产生的。只要我们具备了同时包括存量与时间因素的分析框架,这自然就不构成什么根本性的差别了。
另外,“迂回”这个词强调了企业自行建造各种装备的情形,但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品主要是通过对外采购而获得的;这时,对于采购者来说,并不存在迂回过程,尽管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由于设备供应商为了生产这些设备而消耗了时间,因此发生了“迂回”。对于本企业的下游厂商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所以,“迂回”是相对的,而宏观地看,这个词的意义并不显著。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无须过多地强调“迂回”现象,而应当转而同时强调即时生产能力的局限性、资本的存在以及经济过程的永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需要转入算法的轨道。
由于缺少对资本的上述“算法性质”的洞察,新古典学者们提出了“关于资本的问题”;而所谓的“资本理论”,就是把资本与一般均衡框架糅合起来的“窍门”;这就好比要把冰与火掺和起来一样。他们要在商品无限可分性以及函数的连续性、凸性等假定之下再来思考如何与“资本”这个“不可分性”协调一致;也就是说,要在一个“反资本”的前提下来引入和分析资本。显著的“成果”由维克塞尔与费雪等人提供。只要我们理解了资本的上述性质,维克塞尔与费雪理论的“奥妙”也就可以立即显现出来了。维克塞尔的方法是缩短资本的寿命,把它限于一年之内;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构筑一年之内的“一般均衡理论”,工作量也就减少很多了。由此发展出来的模型也就距离最初的、那个作为核心和“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不会太远。希克斯所继承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方法。而费雪方法的核心是,把资本与其在未来将要产生的一系列收入对应起来,前者是后者的贴现值之和。这些方法都构成了后来的形形色色资本理论的基础。然而,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资本(作为一种存量)问题重新转化为流量问题,把“不可分性”重新变为“可分性”。这是资本理论的一个巨大的和致命的逻辑矛盾。这不是在解答问题,而是在偷换前提和取消问题。因为,如果资本是可分的,是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替代的,也就不存在“资本”和“资本问题”,就没有什么要回答或者“解决”的了。我们无须再强调,即使可以把资本问题伪装成流量问题,一般均衡论也根本就不是针对流量的合格理论。(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认识到现有的“资本问题”是荒谬的,那么,这就需要思考,资本理论究竟需要回答什么问题?在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得以提出之前,笔者认为,一个适当的动态理论、从而资本理论至少需要采取如下的样式。
人们从有限的、既定的身心能力出发,来面对世界。一切存在物都是资本;或者,除了活动着的身心系统之外,剩余的存在物(包括人脑中的记忆)都是可以为之所用的“资本”。资本帮助人提高了即时的计算与行动能力。发展意味着各类资本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在运动与静止相混合的世界中,当事人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知识,从而不时地发现一些投资机会。通过规避错误的方案,构思、筛选和抓住有利的机会,当事人可以获得利润。用俗语来说,“利润”是一种“白捡的便宜”。在模式化的成本核算机制之下,我们必须承认,经济体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捡便宜”的机会;这是经济学需要建立的一个新原理。假如不存在创新,这种“捡便宜”的机会将会持续减少。然而,由于知识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与这些可能性之间存在持续的落差,因此,获利机会几乎是绵延不绝的——尽管它时断时续,时大时小。鉴于价格的动荡不安,以及其他不必尽述的原因,新古典学者们想要在资产收益、利息率、资产价格、资产重置成本以及其他众多变量之间构建某种完美一致性的努力,不仅不必要,而且注定不能成功;这种意图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
最后,我们再稍微讨论一下资本与货币的问题。企业需要售出产品,取得货币;货币资本又需要再次投资出去;这个循环至少在直觉上显示了货币在真实的、动态经济中的不可或缺。庞巴维克唐突地提出了利息问题,而维克塞尔则明确区分了货币资本与实物资本。这些做法都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理论的混乱,并使之远离现实世界。利息问题在常识上和算法上都是容易理解的:由于货币资本可以用于购置任何东西,又由于市场上的每一笔货币资本本身并不存在任何个性,因此,贷款所要求的报酬,必然就需要以各类实物资本所预期的某种相对平均的收益率为基础来确定;又由于借款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贷款人所能要求的利息,也就必然要低于这个收益率。理论家一般不大理解而普通当事人反而比较理解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管理工作并不能够完全地、彻底地外包(这是有限理性的、“不完全市场”的或算法的效应),股本投资者本人必须承担部分管理性工作,这一点也阻止了放债者自行去进行股本投资。投资风险问题完全是一个有限理性的或算法的问题;假如不理解这一点,就难免会对利息现象胡乱地进行解释。利息与利润的区别主要在于风险分配方面,对此现代经济学已经比较正确地、广泛地认识到了;现在要做的是,要给风险(和/或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这当然是与新古典框架不相容的。
货币的本质是反新古典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所以,一个不包括货币的理论体系,突然引入了货币,那么就有必要再来专门谈谈货币。对此我们在下一小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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