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而不实的新增长理论”：探究其错误之处

鉴于增长问题的不容回避（原因之一显然在于它是《国富论》的主题之一），作为一门在当时来说比较新颖的经济学，当然也就要有它的“增长理论”。新古典的方法曾经表现得那么神奇，经济学家们于是难免会产生好奇心，忍不住要来看一看，当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增长问题时，将会结出怎样的“果实”。由于在上一节已经评论了增长理论后来的发展，现在再补充评论一下流行于世纪之交的“新增长理论”。

如前所述，增长理论主要是一种智力游戏，对于经济学的真正目标来说，它乏善可陈。重要的成果产生于实证研究领域。通过对美国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统计资料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T·W·舒尔茨等）得出结论说，至少3/4 的经济增长不能归因于物质资本的简单积累，而要归因于对投入品利用效率的提高。这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来解释它。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以一种十分吸引人的方式指出了知识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这个成果虽然令新古典学者们感到尴尬，但是，它也表明，科学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学者们往往能够殊途同归。自我否定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方式。

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中的一个独立变量的方法自此确立。经济学家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炮制混合物”的方法，这就是：在模型中随意引入任何想要引入的东西，同时声称模型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这种方法再与宏观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相结合，于是，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模型”得以问世，而其中似是而非的模糊地带再也无人去认真追究。“模型”继续“乘胜追击”，如今已经泛滥于所有的领域。只有算法式的方法论才能梳理、调整并重新说明这种现象。

这种路线同样为“新增长理论”所矢志不渝地遵循着。自罗默于1990 年发表他的开创性论文^[33]以来，一大批经济学家们已经汇聚在“新增长理论”的旗帜之下。它们的研究也被广泛赞誉为“包含着深刻的见解”“发人深省”等等。但是，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新增长理论”并没有从正面和根本上来直接否定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意思。这类研究一般都以主流框架为基础，并且采用当今所通用的方法——尽管它在局部领域和个别观点上挑战了传统学说，并且“解释了”某些传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实际现象。这一点在罗默论文的开头就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

为了进行后续的演绎，罗默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前提：1.技术变迁居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2.技术变迁主要是当事人在市场激励之下通过有意识的行动而取得的。3.新技术一经开发出来，即可无代价地反复使用。这些前提显示出，如同不断地向一般均衡理论输送各种各样的“天外来客”的前辈们一样，“新增长学者们”同样不打算认真思考这些“天外来客”究竟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决意选择性地对待理论问题。知识要成为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开发知识的活动（其主要部分显然是思维活动）就必须是一种实在的、产生具体耗费的活动，而新古典框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只要弥补了这个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也就可以与新古典框架相容了。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年龄较长的学者们未能发现这个基本道理，只是在那里为此而苦恼。不幸的是，直接承继这条研究路线的“新增长学者们”，竟然在此犯下同样的错误。技术进步系由有意识的研发投资而促成，这个事实的同义语就是思考需要成本和时间，而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难道这些经济学家们因为一年到头地忙于发表论文，以致没有时间来思考这样的基本问题吗？这令人困惑。认为技术可以无成本复制和传播（从而发生很大的“溢出”或外部性）的观点虽然明显地受到信息技术的启发，但却是肤浅的，它与“思考需要成本和时间”的事实直接对立。“复制”也是一种类型的计算，它同样需要付出代价，所以，第三条假定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尽管它在直觉上很吸引人，并且为达到说明经济增长的目标提供了“捷径”。这条途径过于便捷了。我们的算法理论已经明确地显示出，对于“说明技术发展的不可避免性”这个目标而言，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一般无须假定哪些类型的计算需要耗费资源，而另一些却不需要。“溢出”或外部性也无须特别强调；在算法世界中，这些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外部性、内在性与“半内在化”是并存的，在原则上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即使要确定一个“重点”，也总不能把外部性置于内在性的前面吧。需要认识到，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强调是与下述荒谬的观点相一致的：打靶要打得准，不瞄准会比认真瞄准取得更好的成绩。知识有时可以无偿地提供，但这绝不是说，假如知识可以完美地进行有偿提供的话，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反而是一件坏事。这与这些学者们所遵循的经济学科的基本信条严重地相互抵触。而且，即使知识的提供是免费的，也绝不意味着对它的识别、选择和掌握不需要付出代价；否则，教育事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说，这是一种无比肤浅的观点，这种观点正好反映了“数量至上论”（或“价格至上论”）统治下的主流经济学是如何遮蔽人们的观察能力的。电脑如今几乎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使用互联网的边际成本近于零，可是，互联网上的知识我们每个人又了解和掌握了多少呢？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也再一次凸显出“只有生产过程创造价值”的传统观念。即使所分析的对象是知识，知识也被完全当作物质商品那样来处理；也就是说，知识的流通被视作与知识的生产完全不同的、无摩擦的过程。(www.xing528.com)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再次认识到，主流的理念与分析方法具有重大的缺陷；修补这些缺陷，才是经济学的当务之急。而在这种严重的形势面前，“新增长学者们”却仍旧以志得意满的口吻这样来为大众讲故事：你问我一辆车子为什么会往前走？哦，好吧，我来告诉你，在这辆车子动起来以后，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是……在新古典原则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习惯于回避关键问题，过度地迷恋于“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分析模式。显而易见的是，正是由于传统观点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令人生厌，因此，对于这种传统的触动，即使未能切中要害，也使“新增长理论”轻易地得到了“新奇”与“深刻”的评价。

最后，我们再稍微评论一下被视作“新增长理论”一个分支的杨小凯等人关于专业化的理论。这类理论用数学方法来重新解析分工问题，并通过引入“协调成本”等概念，进入包括经济增长、组织等在内的广泛的经济议题。其中所运用的分析技术以及所涉的议题都是相当“现代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算法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制作这样的“鸡尾酒”。算法的思路是，通过阐明其中各个成分之间的联系与一致性，“鸡尾酒”将不再是“鸡尾酒”，尽管相关模型在表面上仍将由不同的成分组成。可以相信的是，算法方法最终可能将为这种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大开方便之门。算法框架下的模型将与现有的模型具有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皆不相同；必然是既有批判，也有吸收，因而也就是一种“批判性的综合”。

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正如我们业已论及的，对于基于人际差异来展开经济分析的路线而言，仅仅论述分工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之间有相同点（比如指令系统），也有不同点（比如知识或体能）；不同的特征之间既可能是互补（从而引起分工）的，也可能是冲突的，此外还存在大量我们可能无法明确判定为“互补”或“冲突”的、不规则的“中间状态”。因此，仅仅专注于分工，也就只涉及了问题的一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全面的、一般的、不排斥任何类型人际差异的环境中来建立理论；也就是说，要把真实世界直接作为理论原型，而不是一开始就先进入“不是相同，就是互补”的二元论状态中。由于缺少这个根本的突破，这一分支也就难免像“新增长理论”的其他分支一样，显得华而不实，急功近利。

让我们借用F·H·哈恩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评论来结束这一小节：“新古典增长理论不是一种历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是一种增长理论。”^[34]依据上述理由，我们同样也难以将“新增长理论”排除在这一评价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