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古典方法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动态经济学”,实际上很不成功。可以说,这个看法在经济学家们中间基本上是一个共识。这是因为,新古典框架无法用来说明经济系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发生,那么它只能是外生的;这样一来,经济分析就只能在“新信息-新反应”的框架内打转。新古典框架不允许产生内在的动态性,因为,在完美理性的假设下,任何一个原本需要思索与互动的过程,经济学家们都不得不假设当事人已经提前预见到了。在经济分析一开始,当事人就必须站在这个过程的终点,因而,相关文献除了“演示”(经济学家们所以为的)当事人内心的推导过程、以便说明他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之外,也就无事可做了;没有什么需要描述的“动态过程”。
另一条途径与希克斯的方法相类似,就是收紧模型的前提假设(例如当事人只需要考虑一个星期内的计划。这种做法表明经济学家们承认自身的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然后,鉴于当事人明显地考虑不周,缺乏足够的远见,他自然就要改主意,再加上外生的和物理性的变动,这就“凑成”了动态过程。由于对作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改动是局部的或个别的,这样的动态理论,也就被勉强地形容为“新古典的”。
因为必须遵守严格的内在一致性原则,这一分支的发展,也就不得不严重依赖于数学方法,以致相关的文献几乎变成了纯数学的文献。这类似数学专业毕业生向人文社科学者们炫耀数学符号。笔者绝不是反对科学分析的严谨性。如果我们理解了算法的逻辑,就知道这类数学推导基本上与经济问题不搭界。计算必须在结构、速度以及通信手段的约束下进行;倘若脱离了这些约束,尽管去胡扯吧!这种做法终究会被现实社会所耻笑。经济学家们曾经从炫耀数学公式中所享受的满足,最终也要原样地归还回去。
“预期”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例如从“外推法预期”“适应性预期”到“理性预期”),反映了经济学家们是如何逐步变得更为“理性”的(这充分表明经济学家们与常人一样,也是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知识的)。预期必须按照某种能够设想的最佳的、最为“科学”的方式进行;这种思想逐渐被视作新古典原则的一个延伸,因而被认为必须贯彻到经济分析中去。于是,“理性预期”产生了。在复杂的数学方法的拱卫之下,“理性预期”宣扬了一种近乎邪恶的观念,即关于现实世界,人脑能够认识到的必定就会认识到,从而——由于计算时间的忽略——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因此,社会世界的变动就是一种“不能被认识的”“随机游走”。假如当事人因为这种决策方式而产生了损失,吃了苦头,那也无怨无悔。因为当下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时,他仍然只能那样想、那样做。如下的实际情形被它忽视了:关于实际事务,人们的确经常所知不多,以致没有把握;于是,人们经常处于试探和推测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去模仿成功者,而这种模仿也的确不时地奏效。人们的确常常无法按照理论术语来说明自己成功的原因,但这绝不表明他们对于成功的原因毫无觉知,或者毫无总结。在此情况下,常常不能厘清的反而是“随机性”本身。在实际事务中,有谁能够说清楚什么因素就是“纯随机的”、因而无须加以理会呢?(www.xing528.com)
“理性预期”实际上使经济学重新回到了静态。种种碰壁的结果是,经济学家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新古典的本质就是静态性,它与动态是不相容的。如今,这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见解。还有少数学者不死心,仍然在那里继续构造着“模型”;因为,“闲着也是闲着”,无事可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此类工作已经不再受到重视。除此之外,领导性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把兴趣转向了动态学的一个分支,即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增长是一种明显的现象,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是不容回避的。经济学家们要看看,把新古典理论与增长现象拼凑在一起,会发生些什么。回避一般的动态问题而专注于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现象。深入理解了这种“微妙性”,将之“巧妙地”加以“处理”,就可以发表论文,其论文就可以得到广泛的引用和赞誉。也许这就是在今天成为“一流经济学家”的奥秘吧。
主流经济学从静态向动态、从简单到复杂的努力,具有一种常识上的合理性。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创始者们的基本想法与算法的思想是相当一致的。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找准那个导致“大爆炸”的“奇点”,才致使这一过程最终夭折了。
除了已经和即将做出的评论之外,恕笔者直言,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对主流的动态经济学做出更进一步的详细评论,因为这种评论只会多占用一些篇幅,而不会让读者得到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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