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与合理化与最优化原则的忽略：消费者的忽视与套利”问题。

由于未能适当地理解合理化与最优化原则，主流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一种想象；他们误以为（或者错误地相信）存在终极的真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或迟或早将会到达这种真理，依照它来行事。于是，经济研究工作就被理解为去寻找和发掘这种真理，并忽略到达真理的过程以及世界的其余部分。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去发现“绝对真理”了。例如，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这是“真理”的一个例子。面对批评者对新古典框架的全面质疑，新古典学者们总是这样答非所问地搪塞：难道价格上升以后，需求不会下降吗？他们以发现这样的“规律”而自豪。至于价格上升之后，就像房地产市场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买房者因为受到胁迫，反而急于入市，以致需求扩大，这样的“反常”情形他们也就熟视无睹了；他们一般认为这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命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价格与交易数量之间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一般不被视为一种常态，因而不被平等地对待和全面地研究。消费者被迫入市的情况在主流的分析中不占有正式的位置。又如，在短期决策中，人们一般会把在短期内能够控制和调整的因素予以充分的利用。在经济学术语的传统中，这被称作“套利”。由于套利活动接近于无成本，并可以迅速操作，因此市场上的套利机会较少。然而，这种情况却被扩大化了，它被作为边际决策原理可以普遍适用的一个证据。经济学家们因此对于局部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性的、广泛的和长期的影响视而不见，时间过程因而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经济学家们没有注意到，说市场具有“无套利”的特征这一点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会直接导向错误的理论建构方向。再如，在人们决策时所要考虑的多样化的信息之中，价格往往是最为简明的，它最引人瞩目，最容易处理；于是，经济学家们就想象着，价格体系概括了一切，因此，围绕它就可以建立完美的理论。相对的重要性因此变成了绝对的重要性。均衡的价格实际上只是经过了某些（有限的）平均过程而产生的价格，平均的价格还需要继续平均。另外，终极的均衡价格与稳定的价格也不是一回事。经过某些市场过程，某个价格再也不能调整一分钱了，这并不表明它已经“囊括一切”了，只是表明它比较稳定了而已。

在很多情形之下，主流经济学所展示的只是这个混合的世界中的一些“确定性”；意即，它只是说明当事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会（或者说“不得不”）怎样去做或者怎样去想。这与“绝对真理”无关，它并不能确保当事人一定会取得成功。这种确定性有时直接引起外在的行动，有时则还需要与其他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决策。确定性的存在表明相关领域的知识发展到达了一种停滞状态，人们的意见也趋于一致了。我们有时候深信这种确定性将会永久不变（例如一个人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或者某些数学运算规则），有时候则仅仅认为，那种情况下就应该那样想或那样做，暂且不必考虑其他选择——明知其他选择可能会存在（例如，明天的太阳将从东方升起，或者石油价格上涨后，有必要加强新能源开发）。为了构建经济学原理，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猜想确定性的存在可能预示着某些神秘的真理的存在，然后到处去寻找并企图扩大这些“真理”，而是把确定性的局部存在及其与不确定性的混合确立为一般原理和一种（新的）“常态”。按照算法的逻辑，总会局部性地发生某些确定性，不管它们具体是如何引起的，及其具体性质为何。其他细化的工作要在这些原理确立以后才能有效地进行。

在许多情形之下，主流经济学只是整合了某些比较强烈的经验，例如对价格的重视，以及关于拍卖场景的建立和强调。我们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新古典框架中的这些经验内容，以免误解主流经济学家。在计算有成本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数量化的信息，价格是鲜明的、响亮的和便于处理的，因而人们对价格信息的反应通常尤其敏锐，尤其迅速，所以，对价格的重视就意味着新古典学者们在抓重点，在捕捉和解释相对比较重要的事实。拍卖场景的建立是在构想通信过程。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节约信息的效果。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学者们一直在寻找某种处理信息的简易方法，以及某种最为省事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法。哈耶克关于价格体系的观点就是依照这样的基本理念来阐述的，主流经济学对之也是按照同样的基调来进行吸收的。主流经济学对于当事人思维过程的描绘，实际上是在构建某些相对有效而又便利的计算模式，以便当事人可以选用。经济学家们把当事人的计算能力设想得很强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复杂计算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对于条件具备的当事人，他们就有可能这样来计算；条件不具备的当事人，早晚也会向这样的高级计算靠拢；于是，阐述这种算法比之阐述其他的“低级算法”，显然要更为划算。当事人获得新信息之后，一般都要经历一些摸索与试错的过程，最后，随着记忆的积累和经验的增加，才会找到应对该等信息的正确方法，然后才会对之长期坚持运用。这个过程包括了由于人际意见差异所造成的种种“麻烦”的逐步消除。例如，策略性欺骗早晚会被识破，人们会对它加以防范，于是，博弈论所描述的多种多样的人际博弈活动也就会逐步消退，甚至灭失。这是一种收敛过程。它发生的前提是，人际活动在既定的范围内展开，并且反复地进行。人们拥有记忆，身心器官的作业将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娴熟和在行，所以生活不会完全原样地重复，思维活动以及社会生活也会因此发生不可遏止的变化，去往某些该去的（或不得不去的）地方。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些特定现象的观察，新古典学者们才在他们的大多数文献中排除了人际互动过程。就好比中国的儒家或理学家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在坚持关注社会变动的“本质的”和“长期的”过程。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排斥社会过程的真相。虽然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取消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但这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的确未曾明确坚持计算与通信活动的成本及时间耗费为零，只是不知道，一旦这些代价是正的，会发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在心目中想象着把他们的模型随时嵌入社会现实之中，使之发挥解释作用；这表明，他们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现实生活作为理论原型。他们也没有全面地拒绝古典学者以及其他学者们有价值的论述。他们总是认为，这些有价值的论述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注释（或者反过来，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注释），它们在本质上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当异端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显得很激愤，很强硬，有时候甚至很不屑。在笔者看来，一些异端学者的攻击的确是肤浅的，他们并未在充分理解主流学者们的原意和某些正确论述的基础上来展开合乎逻辑的、有效的批评。批评者总是从外面来看问题，而不是深入对象的内部。双方似乎都不打算真正去理解对方论点中的合理成分。(www.xing528.com)

连权威辞典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经济事态局部（的）理论。”^[31]为了批判性地吸收主流经济学所揭示的这种局部的合理性，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算法均衡”这个概念。“算法均衡”意指当事人（算法人）在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思考、行动与互动过程之后所达到的某种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当事人对于相关事项只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做出反应，而不再投入研发力量；当事人把研发力量投入此范围之外的其他事务上。“算法均衡”只是局部性的，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局部均衡；然而，“算法均衡”是当事人在对全局状况经过一定的思考之后所做出的决断，因而，它又可以视为一般均衡在引入计算时间之后所发生的变体。算法均衡难免需要建立在“思维的弯曲”的基础上，因而也难免不时被打破和重建。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只是相对于活跃的、激烈变动的思想进程而言的。鉴于前述的众多原因，“算法均衡”显然也可以细分为多种具体的情形。

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语言来进行表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大致理解为它试图描述和解释经济生活的“正面的”或“积极的”方面，同时忽略“负面的”或“消极的”方面，而后者可以为算法式的论证所补足。用中国的古语来说，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意在揭示社会“阳”的一面，而算法的方法则可以揭示社会的“阴”。阴阳相济，这体现了中国式概念的简洁性和高度的概括力。或者说，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化的经济学。为了与其他已有的经济学相区别，我们暂且称之为“算法经济学”。

无论对于自由市场，还是对于政府干预；无论对于经济体系，还是对于法律、政治、社会与文化体系，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工作才都刚刚开始。我们首先要发现和纠正错误，然后才能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