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学说：超越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一般均衡”这个概念没有意义，为达此目标所勾画的理论也是意义甚微的；这就是本节首先要强调的观点和结论。

首先，经济学不能违背事实来建立理论。抽象方法应当被理解为，在众多因素并存的情况下，鉴于计算能力与计算速度的有限性，部分因素因此被抽取出来单独地加以研究。这是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准备，而不是对综合方法的否定，更不意味着研究者企图否定事实。何况，以算法的观点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东西恰恰是最为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事实。不把思想与通信作为对象（或客观实在）来加以研究，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也就无事可做了。这就好比研究生物学，却不承认植物与动物是存在的，那么，研究者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

新古典学者们设想了一套复杂的条件与方法去“实现”一般均衡。借用一句常用的戏谑语，这可以叫做“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些凌空蹈虚的条件与方法是对客观现实的片面反映，是进行选择性抽象的结果，因此，它们远不足以作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一般基础，更不能说这样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检验”。由于缺少适当的理论指导，相关的检验方法是片面的和选择性的，严格说来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即使所设想的这些条件与方法是现实的和可行的，照它去做，可以达到所谓的“一般均衡”，而更为尴尬和荒唐的是，经济的现实表现并不是“一般均衡的”。如果“一般均衡”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它又是这样来实现的，那么，经济就绝不会发生动荡、失败和危机，就不存在需要经济学家们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了。所以，经济学家们解释了并不存在的东西。

“一般均衡”无意义。因为，有了“一般”，就不会有“均衡”；有了“均衡”，则它绝不可能是“一般的”。这两个词语绝不可以联合使用。在算法式的持续知识扩张的图景之下，这一点显示得尤为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般均衡”是个错误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片面”或“不精确”的问题。至于这个词语的其他意义，笔者以为，可以分别采用其他的词语、或者在其他各自的语境中来进行表述。譬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着相互联系，单个商品的定价涉及全局，那么，联系就联系吧，全局就全局吧，没有必要“上升”到“一般均衡”的“高度”。不能把“一般均衡”当作研究某些关系的必需品。例如，物理学家研究星际关系，但他们并不建立宇宙的“一般均衡”模型。生产的货物可以如期销售出去吗？未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般均衡”恰好不存在，它更不能保证个人的成功，它对行动着的个人没有多少意义（甚至还有误导性）。就“一般均衡”所表达的“经济秩序”的含义而言，我们就使用“秩序”这个词^[30]，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倘若我们洞察到经济秩序实际上是历史地、序贯地、演进地或“串行地”达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经济秩序既不可能十分圆满地达成，实际上也很难完全失去；恐怕谁也没有能力完全破坏它。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不大可能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全世界的人们也不可能在一瞬间同时丧失记忆，所以不必对之过分担心。经济的稳定、繁荣、失序或危机都是局部性、片面性或程度上的，因此，任何理论的意义其实都是“技术性的”；也即，相对于那个无所不包的“全局”而言，理论一般都只是探讨了片面的、局部的或阶段性的问题；当它传播到社会上以后，最终只是给当事人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一点儿内容，或者稍微改良了一下世界。此外，构建与维护经济秩序只是目标之一，人类的目的还在于发展，而发展意味着打破现有的秩序。经济学难道要在这些目标之间厚此薄彼吗？当然不能。

取消一般均衡理论的最后一项工作，还在于吸收新古典框架中的一些积极的和有益的元素。现在我们就转入这一方面的论述。(www.xing528.com)

首先是最大化原则。新古典学者们错误地理解了“合理性”原则，误以为，要想科学地解释社会现实，就要把模型中的当事人设想为能够对信息进行某种绝对化的优化处理。处理信息要凭借知识；假如当事人所掌握的知识与观察者不同，他怎能以观察者所期待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并得出决策呢？当事人只能以他自己所认为的最优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必然导致，每个人眼中的最优化（包括最大化）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释义学哲学的观点凸显了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哲学认为，对于人类的思想，我们能够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理解之。然而，这种哲学有时又会走入另一个极端，即它具有排斥辩论和拒绝比较优劣的倾向；似乎人们之间除了尝试着去理解彼此就无事可做了。对此，新古典主义者有理由提出自己的反驳。

在上述两种倾向之间，我们应当做何取舍呢？或者说，新古典主张的合理成分究竟何在呢？对此，笔者认为，现在正是我们来澄清和重构科学的合理性原则的时候；这就是，在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合理性原则”，实际上首先意指研究者可以理解当事人的境况及其思想的可能性。研究者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处境及其知识状况来推测他的思想活动、决策与行为，能够与之进行交流，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思维过程中的种种道理。其次，“合理性原则”还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学习、比较、质疑、挑战并试图改变当事人的观点。做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尽管人们的观点常常互有差异，但是，一个人有时却可以被另一个人所说服。研究者有时会被当事人所说服，认识到当事人更高明。当事人有时也可以被研究者所说服，从而自愿地放弃原来的算法与观点，采纳研究者所推荐的算法与观点。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用算法的语言来说，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大脑具有相同的基础结构，从而具有相同的指令系统。人们所接收的信息与知识以及通过计算所产生的思想可以不同，甚至也可以从前辈那里经由生物遗传继承某些不同的“先天知识”（性格、偏好等），但是，指令系统的同一性保证了人们既可以相互交流，还可以相互比较和相互影响。人们的观点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各自选择用不同的指令来加工相同的信息，或者用相同的指令来加工不同的信息（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当他们选择用相同的指令来加工相同信息的时候，意见分歧也就消失了，于是他们就达成了一致。这就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它同时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否则，也就没有必要探讨什么“最大化”或“最优化”；就好像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是那样便是那样，不是便不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所以，新古典学者们探讨最优性是必要的，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存在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新古典学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事人所面临的信息、知识与计算时间等约束与书斋中的学者不同；如果研究者也考虑了这些因素，新古典的理论模型还能够成立吗？显然是不能的。不仅其理论不能成立，而且直到这时新古典学者们才会进一步发现当事人实际算法的种种优越性，因此，他们就需要一个试图理解当事人、并向其学习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充分了，对经济学的重构和重建才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用俗话来说，这叫做“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对于熟悉新古典逻辑的经济学者们来说，需要放弃那种动不动就要建立“完美理论”的想法和冲动，需要认识到社会科学只能在迷茫中摸索前进，在与当事人的互动中体现其相对价值。这将是一种常态，学者们需要习惯这种局面。这些观点在其他社会学科中可能是相当常见的，现在它需要贯彻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为了到达这种态度，算法理论提供了帮助，它让我们看到一种大格局和大视野，让我们面对迷茫而不急躁，身处问题之中而心态豁达。根据笔者的观察，可能由于主流经济学的不良影响，不少经济学者都缺乏这种治学的态度。